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怎么样

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是十分发达的。这不但表现在我国古代天文学的起源甚早，成就甚大，而且其普及的程度也是十分广泛的。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顾炎武在其《日知录》卷三十“天文”条中曾这样说：

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

“七月流火”，语出《诗经·豳风·七月》。其所谓“火”，即大火星，亦即心宿。此星在夏历的五月黄昏时分出现在天空正南，六七月份就开始偏西了。这是以大火星所处的位置来判断季节的转换。“三星在户”，语出《诗经·唐风·绸缪》。“三星”即参宿三星。

三星直对门户，则位置正南，时当夜半。这是以参宿三星的位置来判断夜晚的时分。“月离于毕”，语出《诗经·小雅·渐渐之石》。“毕”指毕宿。“月离于毕”即月亮靠近了毕宿，俗谓大雨之象。这是以天象来预测气象。“龙尾伏辰”，语出《左传·僖公五年》，是晋人卜偃所引的一段童谣中的话。原文是：

童谣云：“丙之辰，龙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鹑之贲贲，天策焞焞，火中成军，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鹑火中，必是时也。

“丙之晨”即丙子日（当夏历十月初一）的早晨。“龙尾”即尾宿，为苍龙七宿之第六宿；“伏”，隐也；“辰”谓日月之会。联系下文，这两句的意思是说，丙子日的早晨，龙尾星被日光所照耀，这便是晋国进攻虢国的好时机了，届时虢公将会败而出奔。这虽为儿童之语，但却是符合天文学的特征的。

因为十月初一这一天的早晨，恰好是日在尾星之上，月在天策星（即傅说星）之上，鹑火星（即柳宿）在南方的天际，现出“龙尾伏辰”的景象。可见，即使是古代的童谣，也饱含了丰富的天文学的知识。

中国古代观察天象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甲骨文中已有某些星名和日食、月食的记载。甲骨文的“日”写作“⊙”，其中间的一点，便是指太阳的黑子。我国从夏朝起就有占日之官，专门负责观察和预报天象。据说夏代曾发生过一次日食，搅得人群遑遑，乱跑乱奔，就是因为负有司天之责的占日之官羲和饮酒过度，未能及时发出预报所致。

《尚书·胤征》及《史记·夏本纪》所说的“羲和湎淫，废时乱日”即指此。到了周代，人们对天象的观察更进了一步。《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据考证，这记述的便是周幽王六年（前776年）十月初一所发生的一次日食。除《尚书》和《诗经》外，《夏小正》、《礼记·月令》、《春秋》、《左传》、《国语》、《吕氏春秋》、《尔雅》中也多有关于星宿的叙述和天象的记载。至于《史记》的《天官书》和《汉书》的《天文志》、《五行志》，更是系统地保存了古代天文知识的资料。

从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所记载的我国古代天文学发展的成就来看，可以当之无愧地说，是世界第一流的。例如对日食的观察，《春秋》所记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81年的37次日食，即有31次是确凿无疑的。到清末为止，我国共记录日食一千余次。再如对太阳黑子的明确记录，世界公认的最早年份是公元前28年，即汉成帝河平元年，亦即《汉书·五行志下》所记：“河平元年三月乙未，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自此以迄明末，史书记载太阳黑子就达百余次。

而欧洲直到公元9世纪才开始有黑子的记录。再如对彗星，从殷商到清末，也有三百余次的记录。如《春秋·文公十四年》记：“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公羊传》解释说：“孛者何？彗星也。”是“孛”（pèi）即彗星。近世天文学家皆以此次出现的彗星为著名的哈雷彗星，而鲁文公十四年即公元前613年的记载，便成为世界上对哈雷彗星的最早记载。此星每隔76年行近太阳一次，肉眼可见（最近一次出现为1986年）。而自此以后，我国古籍也不断记载它的出现，至清末止，共有31次的记录。

再如《春秋·庄公七年》对“流星雨”的记载：“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隙如雨。”所谓“恒星不见”，即常见之星隐没，而到了半夜即出现了如雨般的陨星。《春秋》之周历四月即夏历二月，辛卯为该月之初五日，故这一次流星雨发生的时间便可推算为公元前687年的3月16日。这一记载，已被中外科学家们断定为世界上最古老之天琴星座流星雨纪事（即近于天琴座之流星雨）。像这样的流星雨记载，我国古代共有180余次（其中天琴座流星雨约九次）。由于1976年春天在吉林地区也曾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流星雨，所以今天的人们对这一现象已不再感到陌生了。

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达，首先是因为我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农耕生活的国家之一。农业生产要求人们有准确的农事季节，而农事季节的把握又与古人对天象的精确观察是分不开的，这样便促进了古代天文学的发展。例如，古人从长期的观察中得知，初昏时参宿在正南方就是春季正月，心宿在正南方就是夏季五月；而初昏时北斗星的斗柄指东则为春天，指南为夏，指西为秋，指北为冬。这些都是通过观察星宿以定季节。

至于“月经于箕则多风，离于毕则多雨”（《尚书·洪范》孔传），则更是通过对天象的观察以推知风雨了。季节和气候不但与农业生产有关，而且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有直接的关系。但由于古代科学尚不发达，人们无法借助一些先进的仪器进行探测，也无法得到一些现成的结论，故而只好依靠自身的观察来做出判断了。这就是连农夫、妇人、戍卒、儿童也无不具备一定天文知识的原因。

其次，中国古代的“天人感应”思想也促使了人们对天象的关心。历代统治者都声称自己是“天子”，而天象的任何一种变化，都被认为与统治者的命运休戚相关。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始终由皇家来主持，其奥秘即在于此。但从客观上来说，由于当政者的重视，由于专门机构和专门官员的设置，则便保存了持久而完整的天象记录，并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天体运行的某种规律，从而也促进了古代天文学的发展。

另一方面，随着天人感应思想在民间的渗透，人们为了预先占知年岁的丰歉、社会的治乱、王朝的兴替、疾病的流行，星占学也发达起来。这对天文学的发展更有着直接的关系。兼以我国的地理位置处在北半球，而北半球所能观察到的星体又比南半球为多，更为天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方便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