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白-中国佛教考古的开创者

宿白先生被公认为中国佛教考古的开创者。

从云冈出发，先生佛教考古调查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东至辽宁义县万佛堂，西至敦煌莫高窟、克孜尔石窟，南至大理石钟山石窟，对国内主要石窟都作过测绘或部分测绘、记录和研究，研究领域遍及石窟寺、佛教寺院和佛塔，写下了《敦煌七讲》、《中国石窟寺研究》、《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等煌煌巨著。

考古之路常常充满艰辛。位于新疆克孜尔石窟是龟兹古国现存规模最大、时代最早的石窟寺，开凿在克孜尔镇东南明屋塔格山的悬崖上，宿白先生曾多次前往考察。

1979年的一次田野调查中，先生还遭遇了一次危险。

当时先生从两座石窟之间的长方形小窟之间攀岩而过，因为年事已高，脚踩不稳，险些跌落悬崖下的沟底。

先生回忆：“因为上了年纪，我没能快速跨出右脚，借势进窟，结果用左脚试着找落脚点找了好多次，幸好最后还是平安跨过了。后来有人告诉我，当地文管所曾经有一位年轻同志，就在跨越这个地方的时候一脚踩空，不幸坠崖身亡。”

田野考古中的种种难以预料的困难和危险，从未阻断先生的脚步，耄耋之年还曾带领学生到南京栖霞山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实习。

在宿白先生的佛教考古研究中，藏传佛教寺院研究格外引人注目。

雄踞高原的西藏地区，无论自然景观还是文化面貌，在中国的土地上都独树一帜、别具风情，神秘而迷人，始终吸引着世界的目光。

近代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从欧洲人开始的，意大利人朱塞佩•杜奇（Giusepp Tucci）自1929至1948年曾八次入藏调查寻访，搜罗了大量文物，也出版了相应的研究著作。尽管这些工作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在专业性、系统性和深度上都有相当的欠缺。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的统一，对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文明进程、历史记忆与文化遗产的关注，促使人们把目光再次投向西藏。

对西藏自治区境内的文物古迹进行综合性的调查，早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初便已经列入党和国家的宏观文化规划之中。

1959年，中央文化部组织了专门的西藏文物调查工作组，入藏开展工作，宿白先生即是其中的主要成员。6月-11月间，文物调查组乘汽车从藏北进藏，途经藏北、拉萨、山南、日喀则等西藏大部分地区，行程数万里，时间近半年。

宿白先生回忆，“我身体健康，没什么高原反应，吃住和行动都能适应。解放军把寺庙的钥匙给我们，用专车拉着我们到处跑，愿意上哪儿就上哪儿，所以工作效率很高。”

当时调查组成员每人一部照相机，宿白先生拿的是一台“莱卡”机。调查期间大家拍了大量照片。除了照相，每个人都做了大量笔记。宿白先生还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调查全过程。

当时，几乎每调查一座寺院，先生都会绘制平面图和立面草图，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图像资料。关于这些草图，在考古界还有一段传闻：宿白先生当年在西藏调查了大量的寺庙和建筑，条件有限，无法用尺子一一测量。虽是步量目测，却“八九不离十”。

据说后来有人用尺测量，发现确实相当精确。先生治学的严谨与田野调查的功力可见一斑。

时隔近三十年，宿白先生受西藏文管会的邀请，第二次入藏，十余天的短期考察使他痛心地发现，当年考察过的很多寺院已在十年浩劫中被毁。

先生决心将两次入藏搜集的资料重新进行整理，对藏传佛教寺院进行考古学的研究。

此时的宿白先生已年近七旬，为了更好地掌握和参考藏地文史资料，他在古稀之年开始了这门新领域的学习和研究，参考了大量汉文、藏文和外文资料。

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在接受宿白先生赠书时发现，先生藏书中西藏历史文物的一类，大约有260余册，几乎涵盖了2000年之前所有的汉文西藏政教历史著作，都是为撰写《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所辑聚的。

先生自陈：“写（《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的时间，实际也是我读书学习的时间，边读边写。”先生对待学术的严肃、性格的谦逊，在研究中表现出的惊人毅力，令人肃然起敬。

藏传佛教寺院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工作在当时几乎是一片空白。宿白先生认识到，自西元7世纪中叶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的社会状态，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历史，都在佛寺遗迹中有所反映。

因此，对西藏佛教寺院的研究，其意义也就绝不限于寺庙建筑领域本身，也涉及到西藏历史的诸多方面。先生的研究，也就格外注意通过对于藏传佛寺的研究，传递更深的历史讯息。

例如先生在对拉萨大招寺第二阶段建筑遗存进行剖析时，发现了11世纪中国内地斗拱的典型样式，从而推断当时的雪域高原就可能已经有内地工匠活动，这些内容在目前发现的任何文字资料中都没有记载。

经过先生近八年的不懈努力，1996年《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一书完成付梓。这部著作近30万字，400页，配有数百幅照片和线图。

先生用考古学方法把藏传佛教54处寺院、89座建筑进行了分期研究，并按时间顺序画了一张十分详细的藏传佛教寺院分期图，创造性地提出了西藏寺院五期六段的分期方法，并阐明了各时期演变的社会意义。

书中的大量草图和照片成为重建修复西藏著名佛迹的珍贵资料。此外，书中还记录了甘肃、青海、内蒙古明末以前和元大都、杭州两地的藏传佛教遗迹的少量资料，对于全面了解当时藏传佛教的分布有着重要意义。

这部著作被誉为西藏历史考古学的奠基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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