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的定陵为何就选址问题争论了那么久？

辉煌、壮丽的定陵，前后共修了6年，耗银800万两。在选择陵址时，朝廷内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的争论。一些人为了沽名钓誉，或为了报复执政者，在陵址问题上无休止地争论。神宗无心过问朝政，却一次又一次派官员选择陵址，自己也多次实地踏看。

万历十年（1582），首辅张居正去世。明穆宗临死前，将年幼无知的神宗朱翊钧托付给他。在主少国疑的艰难情势下，全权处理国家大事的张居正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缓和了社会危机。神宗刚即位时才10岁，他对张居正一直有着一种敬畏之情。

但张居正一死，神宗宠幸的太监张诚利用神宗久积的压抑不满心理，大进谗言，神宗决定追夺张居正官阶，籍没其家财，并将其家属流放边疆。在打击张居正势力一阵激情之后，神宗情绪开始紊乱，出现了怠政的倾向。

继张居正出任首辅的张四维，洞察到神宗这种不正常心态，经过一番苦思冥想，他建议神宗修建寿宫，目的是想吊起神宗的情绪，以消除张居正事件带给他的不快，神宗一听马上叫好。

其实，早在万历八年（1580）三月，还不满18岁的神宗第一次到天寿山参谒自己祖宗陵园时，就开始考虑建造自己的陵寝，只是担心张居正的反对而不敢公开提出。

现在既然首辅提出这个话题，神宗一下子兴致高了起来。于是在张居正病故七个月后，他向众臣宣布，将在万历十一年闰二月亲自到天寿山，“行春季礼并择寿宫”。

神宗的谕旨得到众大臣的迎合，张四维见无人反对，就建议参照世宗嘉靖十五年（1537）山陵的惯例，先命文武大臣带领钦天监及通晓地理风水之人，前去天寿山先行选择“吉壤”二三处，再让皇上在谒陵过程中察看钦定。

二月，礼部派出了祠祭署员外郎陈述岭，工部派出了都水司主事阎邦，钦天监派出监副张邦垣、阴阳术士连世昌等人，赴天寿山先行勘踏。众人到达陵区后，开始了紧张而有序的工作，足迹踏遍了陵区的大小山丘和平原河流。

十天以后，他们回到北京，次日，由礼部出面向神宗报告，说是挑选了永陵东边的潭峪岭，昭陵北边的祥子岭，东井南边的勒草洼，三地“俱为吉壤”。

万历看了礼部画的图纸后，马上令定国公徐文璧与张四维及太监张宏和通晓地理风水的一些官员再去核对。徐文璧一行先来到潭峪岭，发现这里的景色很美，只见山下的青松翠柏之间升腾起茫茫白雾，恍如人间仙境，的确是建陵的好地方。

祥子岭和勒草洼在风格上与潭峪岭不同，但环境并不亚于潭峪岭。二月底他们回京后，对神宗说三个地方都很好。这样，在三个地方中选择其中之一的任务落到神宗自己头上了，神宗决定在闰二月十二日进行谒陵，亲自去看一下。

这天早晨，皇帝带领浩浩荡荡的队伍向天寿山进发。十四日，队伍到达陵区。神宗逐个拜谒了长、献、景、裕、茂、泰、康、永等陵，接着率队依次到祥子岭、潭峪岭、勒草洼三处，但他对这三处均不满意。十八日，神宗速速回宫，立即谕旨礼、工部和钦天监再去选择二三处来看。

礼部心想，自己看好的地方都被否定了，再挑选来的地方也不见得会喜欢，遂上奏说请允许带通晓地理、风水的人一起前去踏勘，神宗觉得这样也好。想不到两股择陵势力结合到一块儿后，重重矛盾就出现了。

其时，通政司左参议梁子琦觉得自己在皇帝面前显一手的机会来了，主动上奏说：“臣子琦自幼精通地理风水，请命臣一同前去选择吉壤。”神宗本在担心派出去的人徒有其名，想不到朝中还有这样高水平的人，真是求之不得，马上同意他与众官员一起前去。

众官员到达东山口至九龙池一带察看，终于选中了形龙山、勒草洼前、大峪山、宝山、平岗地、黄山岭等6个地方，而别出心裁的梁子琦选择了黄山一岭、黄山二岭、团山、珠窝圈、石门沟山、蔡家山等8个地方。三月底，一行人等回到京城后，礼部尚书徐学谟将这14个地方全部呈上。

神宗看后，谕令礼、工部从这14个地方挑选三四处。四月三日，徐学谟、工部尚书杨巍等通过反复比较，认为其中的形龙山、大峪山、石门沟山三处风水最好。石门沟山是梁子琦挑选的，当得知自己选的一处也在其中时，梁子琦满心欢喜，心中充满日后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梦想。然而没有想到，有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出现了。

首辅张四维任职不到一年，父亲因病去世，遂停职回家守制。这样，在大学士中资历最浅的申时行代理首辅，由于其他资格较老的大学士或病或死，申时行也就走上了政治前台。七月二十二日，万历皇帝下谕，让首辅申时行和定国公徐文璧等前去陵区核查审视。

八月二十四日，申、徐上奏说，经过他们在天寿山认真详视，发现石门沟山“坐离朝坎，方向不宜，堂局稍隘，似难取用。形龙山主山高耸，叠嶂层峦，形如出水莲花，案似龙楼凤阁，内外明堂开亮，左右辅弼森严，诸山围绕，众水来朝，是至尊至贵之地。大峪山吉地主势尊严，重重起伏，左右四铺，拱顾周旋，云秀朝宗，明堂端正，是尽善尽美的地方。”建议神宗在两者之中选一处。

梁子琦一听傻了眼，认为分明是申时行和徐学谟在与自己过不去，愤怒之下，修疏一道上奏，说申、徐二人本是儿女亲家，他们附势植党，故意不将最好的地方选为吉壤。神宗一见上奏，感到很吃惊，迅即将徐学谟革职查办。

申时行一看形势不妙，恐大祸临头，遂联合了礼、工部及钦天监诸官员一起上书，说梁子琦根本不懂风水，而在选择吉地时自以为是。神宗一看众官的上疏确有道理，分明是梁子琦在蒙骗自己，遂下令将其夺俸三月。之后，又降为右参议，令其闲住，永远不许起用。

这年九月六日，神宗再次以行秋祭礼为名，率后、妃进行谒陵。三天后，万历亲登形龙山、大峪山主峰阅视，经过反复比较，最后决定用大峪山。

一年后，即万历十二年（1584）九月，神宗又奉两宫太后并后、妃再次谒陵。两宫太后亲自登上大峪山察看后，均认为大峪山的确不错。一个月后，在准备工作做得差不多的情况下，神宗寿宫正式动工。

据史料记载，定陵开建后，每天进入现场施工的军民、工匠有3万余人，砖石、木材自山东、河北、河南、四川、湖广等地调运北京。起初工程十分顺利，但进行至一年多时，发生了意外情况。

万历十三年八月，太仆寺少卿李植等三人突然上奏：“大峪山不是吉壤。原因是申时行与尚书徐学谟关系亲密，所以挑选了这块地方。他们憎恨尚书陈经邦等人的不同看法，所以让他撤职下台了。”这三人早就与申时行关系不好，申时行当然知道他们的真实用意，当即上奏皇帝，说明自己的理由。神宗一看，觉得他们之间有私人恩怨，遂下谕旨：“今吉典方兴，李植等辄敢狂肆诬诟，夺三臣俸半年。”

事情也正凑巧，十多天后，在陵区宝城西北角的地下发现了大石块，给施工造成了困难。李植等一看机会再次来临，立即会同钦天监张邦垣向皇帝陈奏实情，说寿宫下有石数十丈，如屏风一般，下面全部都是石头，恐怕整个宝城都会建在石头上，他们还提议将宝城前移，以躲过石块。神宗大惊，命徐文璧、申时行前去察看，回来后说情况属实。神宗心急如火，速传令数天后亲去视察寿宫。

神宗到了陵区后，在黄山岭、宝山、平岗地、大峪山之间往返阅视了两次，铁青着脸，不说一句话。其时定陵施工量已完成将近三分之一，一旦改陵，将会造成巨大的浪费，同时也意味着徐文璧和申时行的失职。

申时行这时再次陈请不要改陵，针对李植等上疏说宝城下的石头是“青白顽石”辩驳道：“大凡石也，麻顽或带黄黑者，方谓之顽。若色青白滋润，便有生气，不得谓之顽矣。”如此强词夺理一说，神宗心里开始好受些，想想自己最看得中的还是大峪山，遂同意不改陵。

一些官员一见神宗主意已定，马上见风使舵，改口道：“大峪之山万马奔腾，四势完美，恐怕是天秘真龙以待陛下。”

神宗也有点纳闷，为什么选陵过程中有的官员要这样反对，他问申时行：“兹事朕自有主张，而纷纷者何?”申回答说：“主要因为陵址是我选择的，有些人沽名钓誉，想给后人看看是怎样和首辅作对的。”这样一说，李植等就倒霉了，或夺俸，或调外地任职。

为避免在陵址上的纷争，神宗最后下谕说：“朕志定矣，当不为群臣所惑。”神宗的话，无疑为历时两年半的陵址纷争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