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路运动的经过和意义是怎样的

根据借款合同，英、美、法、德等帝国主义不但掌握了铁路权，而且还要以湖南、湖北两省的盐税厘金作为抵押，所以，所谓铁路“国有”，不但剥夺了中国人自办铁路的主权，而且实际上是把川汉、粤汉铁路完全拍卖给帝国主义了。

广大人民在两路筹办时期内，吃尽了苦头，当他们看到清政府公然出卖路权，更加愤恨，许多绅商也因铁路国有损害了他们的利益，非常不满。于是，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爆发了。

五、武装起义

首先起来反抗的是湖南人民。1911年5月14日，长沙举行了万人群众集会。接着又举行了长沙至株洲的万余铁路工人的示威，并号召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拒交租税以示抗议。

在湖南人民的带动下，湖北、广东、四川的人民也都积极行动起来，保路运动很快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 其中，同盟会会员龙鸣剑等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了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为首的荣县军政府。这是在武昌起义之前建立起来的第一个资产阶级地方革命政权。

这次保路运动，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统治，而且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为当时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因而它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六、辛亥革命前奏

20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深入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逐渐增长，收回铁路主权的呼声日益高涨。早在1903年9月，清政府为了推行“新政”，允谁招商局集商股成立铁路、矿务、工艺、农务等项公司。此后，各省的铁路公司陆续成立，商办铁路开始兴建。

1903年，新任四川总督锡良，在四川人民的强烈要求下，不得不奏请自办川汉铁路，并于次年成立了“川汉铁路公司”。

随着各省铁路公司的成立，收回路权的斗争也开展起来了。湖南、湖北、广东3省绅商要求收回粤汉铁路主权的斗争，是全国收回路权斗争的发端。粤汉铁路收回以后，又展开了一场保路运动。

保路运动是由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路权和清政府卖国求荣而引起的。帝国主义为了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十分注意夺取铁路修筑权。因为一旦窃取了铁路，不仅可以利用它调运军队，镇压人民的反抗，而且可以直接控制铁路沿线的城镇乡村和矿产资源。清政府本来就是靠帝国主义的刺刀来维持的反动政权，当然不敢得罪帝国主义。

七、责任内阁

1911年春，清王朝搬弄立宪骗局，成立所谓“责任内阁”。这个皇族内阁一出场，就在5月9日颁发“上谕”，实行所谓“铁路国有”政策，宣布各省原已准交商办的铁路干线，一律“收归国有”，准备以“国有”为名，出卖全国铁路主权。

5月18日，清政府任命满族贵族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要他去强行接收湖南、湖北、广东、四川4省的商办铁路公司。

5月20日，皇族内阁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同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签订600万英镑的《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把湖北、湖南、广东3省人民在1905年收回路权运动中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赎回的粤汉铁路和川汉铁路的修筑权，又重新出卖给帝国主义。

它不仅侵害了广大人民、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因此，清政府的这种卖国政策，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愤慨。与粤汉、川汉两干线相关的湖南、湖北、广东、四川4省大举展开了保路斗争。

八、出卖国家主权

湖南的保路运动发起早、行动快。早在1908年冬，湖南全省就掀起了“拒债”、“集股”为中心的保路热潮。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公布后，湖南全省人民奔走呼号，抗议清政府出卖国家主权。

1911年5月13日，湖南绅、商、学界各团体发出传单，抨击清政府的卖国行径。14日，长沙举行了各阶层人士参加的万人大会，决议拒外债、保路权。

16日，长沙、株洲1万多铁路工人游行示威，倡议商人罢市，学生罢课，人民抗租税。18日，湖南各界人士聚集在巡抚衙门前，抗议卖国的“铁路国有”政策。

在湖北，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后，各界人士奋起争路。宜昌到万县的铁路本已动工修筑，清政府迫令停工，筑路工人和商人立即聚集起来与之抗争。清政府调兵前来镇压，数千筑路工人抡起铁锤，挥动棍棒，同前来镇压的清军展开激烈搏斗，当场打死清军20多人。

在广东，广东粤汉铁路股东召开万人大会，一致抗议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提出“万众一心，保持商办之局”，并致电湖南、湖北、四川各省，谓“铁路国有，失信天下。粤路于十日议决，一致反对”。

在很短的时间内，湖南、湖北、广东的保路风潮连成一片，声势浩大。全国各地以及海外侨胞、留学生，也纷纷集会，并通电、写信予以声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