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为何投降元朝

王立是宋末名将张珏的副将，德祐元年（1275)张珏升四川制置副使、知重庆府后，王立任安抚使兼知合州，成为合州州治钓鱼城的主将，岿然坚守孤城，为晚宋政局的勉力支撑，立下汗马功劳。

景炎元年（1276)，王立出兵收复泸州（今属四川），元将熊耳战死，其妻被俘，谎称姓王，王立收其为义妹，带回侍奉老母。景炎三年，元兵围攻钓鱼城，形势岌岌可危。时值两秋大旱，人民易子而食,与朝廷消息不通已有三年多，又传闻重庆叛将献城，张珏被俘，一时钓鱼城孤立无援，城中百姓惶惶不可终日，皆知祸在顷刻。

王立对部下说：我们深受国家恩泽，应该以死报国，只是城中数十万生灵难道也应与我们一起毁于战火？正当他愁蹙无计、寝食不安时，义妹熊耳夫人方吐真言：成都总兵李德辉是吾亲兄，如知道您对我的优待礼遇，一定会尽力保全一城百姓。王立即与其合谋，修降书一封，附熊耳夫人亲手做的鞋一双，派人送至成都。次年正月，李德辉亲赴钓鱼城,王立遂降。忽必烈下诏：“鱼城既降，可赦其罪，诸军毋得擅便杀掠，宜与秋毫无犯。”（《万历合州志》卷一《无名氏记》）并授王立为怀远将军、合州军民安抚使之职，城中百姓得以生安。

钓鱼城坚持了三十六年的抗战，以王立降元而告结束，其功过是非，历来评价不一。王立一方面受古今骂名七百余年，一方面又享生民祭祀，只不过由于后人不同评价而时时不得安生。如清乾隆年间(1736—1795)合州知州陈大文认为，王立宁屈一己，保全宋室遗民，对人民实有再造之恩，因此在钓鱼城忠义祠里加祀王立、熊耳夫人和李德辉的牌位，且作记吟诗。

而光绪年间（1875—1908)知合州的华国英重修忠义祠时，却认为王立是宋之叛臣、元的降人，以之从祀，是为渎祀，神必不享，因而将王立等三人的牌位全部迁出，还在忠义祠门柱上题一副对联“持竿以钓中原二三人尽瘁鞠躬直拼得蒙哥一命;把盏而浇故垒十万众披肝沥胆竟不图王立贰心”，把王立描绘成一个愧对忠良的罪人。

1942年郭沫若到钓鱼城访古，认为王立与熊耳夫人是“贰臣”“妖妇”，并有诗曰：“……卅载孤撑天一线，千秋共仰宋三卿。贰臣妖妇同祠宇，遗恨分明未可平。”与此同时，仍有不少人对熊耳夫人赞赏备至，说她是“钓鱼城上奇女子，一封书救全城死”（民国《合川县志》卷六十九，冯镇峦《熊耳夫人祠》诗）。直到20世纪80年代先后举行的两次钓鱼城历史学术讨论会上，这两种意见仍未能很好统一。

看来，要对王立作出正确评价，关键在于了解王立降元的初衷:是贪生怕死，欲保全身家性命呢？还是见大势已去，不忍心见数十万生灵涂炭？然而，事隔七百多年，如何确知当年王立降元的初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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