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不害变法和商鞅变法的对比

申不害在韩国实行以“术”为主的法制，经过15年改革，加强了君主集权，使韩国“国治兵强”，政治局面比较稳定，国力也有所增强。

但实行这种政策也产生了另一个后果，即“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术”取决于君主本人的才能，君主本人比较正确，有能力，国家就会比较兴旺；相反，国家就会陷入混乱，老百姓就会遭殃。

正因为申不害与韩昭侯用“术”有余，定法不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因此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韩国的问题。韩昭侯一死，韩国很快又衰落了，因此申不害变法不能算是真正的成功。但申不害重“术”的法制思想却为历代封建帝王加强君主集权提供了理论和经验，也为一些人搞阴谋诡计开了先河。

同一时期秦国（商鞅）变法和韩国（申不害）变法结果很不同在于，与其说是变法不彻底，不如说是变法的立足点不同：前者秦国立足的法，君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爵位不得功不能世袭，奴隶可封将军；而后者韩国也是法制，但是侧重的不是法律条文，而是执法的国君。

君臣关系，秦国变法之后，司马错、甘茂、张仪、甚至水工郑国都不是秦国人，秦国按法律按军工或者政绩封官，同时这些人可以在朝堂之上大胆谏言，比如司马错谏言取四川。而韩国呢，虽然也是按律按军工或者政绩封官，但是还得看看韩国国君的脸色，还得看看现在在位大臣的脸色。

公元前353年，魏国又起兵伐赵，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赵成侯派人向齐国和韩国求援。韩昭侯一时拿不定主意，就询问申不害，应如何应对。“申不害始合于韩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担心自己的意见万一不合国君心意，不仅于事无补还可能惹火烧身，便回答说：“此安危之要,国家之大事也。臣请深惟而苦思之。”意为“这是国家大事，让我考虑成熟再答复您吧”。

随后，申不害不露声色地游说韩国能言善辩的名臣赵卓和韩晁，鼓动他们分别向韩昭侯进言，陈述是否出兵救赵的意见，自己则暗中观察韩昭侯的态度，摸透了韩昭侯的心思。

于是便进谏说应当联合齐国，伐魏救赵。韩昭侯果然“大悦”，即听从申不害意见，与齐国一起发兵讨魏，迫使魏军回师自救，从而解了赵国之围。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围魏救赵”的故事。

韩昭侯从申不害处理外交事务的卓越表现及其独到的见解，发现这位“郑之贱臣”，原来是难得的治国人才，于是便力排众议，于公元前351年，破格拜申不害为相，以求变革图强。同样是惩罚，秦国太子犯法，太子傅秦孝公的兄弟被割去了鼻子。而韩国，同样要看韩君和大臣的脸色。

韩国也是按能力用人，可申不害本人却给别人走过“后门”总而言之，秦国变法虽然也看君王，也看秦孝公的支持，没他的支持秦国成不了。但是秦国变法，立足于法，法不必权贵，犹如洪水猛烈冲刷革新，等秦孝公死后，虽然商鞅被车裂了，但是变法的成果却深入人心，于是法令继续执行。

而韩国，立足的是执法的君王，必不是完全的法制，多少带一点人制，其结果犹如江河入海，遇大山要绕行，半天入不了海。结果等韩昭侯死后，法令也就容易被废除，也就不够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