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春山居图》的未解之谜

《富春山居图》是元朝画家黄公望的代表作，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这幅纵33厘米、横636.9厘米的长卷，展现了富春江初秋时节的景色：丘陵起伏，林木恬然，疏密有致，人物飞禽，生动适度。如诗的画面和娴熟多变的笔法，将富春风光勾勒得令人神往。自问世以来，历代书画家、收藏家、鉴赏家，乃至封建帝王权贵都对此画推崇备至，并以能亲眼目睹这件真迹为荣幸，使得这卷宝图既备受赞颂，也历尽沧桑。

黄公望此图是为郑樗（别号无用师）所绘，无用师便成了《富春山居图》的第一位藏主。画作的精致高妙让无用师“过虑有巧取豪夺者”，事实也真被他不幸而言中。

明成化年间（1465—1487)，《富春山居图》为书画家沈周高价购得。以后，此卷几度易手，万历年间（1573—1620)为董其昌购得。崇祯九年（1636)，董其昌将画押给了宜兴人吴正志。清初，吴正志的孙子洪裕成为画的主人。吴洪裕在家中特建“富春轩”藏之，爱若至宝，顺治七年（1650)临终之际，竟想仿唐太宗以《兰亭序》殉葬之故事，嘱人以《富春山居图》投入火中，焚以为殉。眼看墨宝化作青烟，其侄吴子文乘其不备，以别画易之，迅速从火中抢出《富春山居图》。遗憾的是，画已烧成两半。

前边尺余小段经重新接拼后，居然正好有一山一水一丘一壑之景，于是，人们就把这一部分称作《剩山图》，经历了三百余年的曲折传承，1956年入藏浙江省博物馆。

较长的后半部称《无用师卷》，先后曾为高士奇、王鸿绪、安岐等拥有。乾隆十年（1745)’清廷广征名画，此卷被征入宫。乾隆皇帝对其爱不释手，归入内府上等品，钤“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乾隆鉴赏”“三希堂鉴玺”“宜子孙”五印，并题诗一首。此后五十余年中，乾隆皇帝不时将画卷取出欣赏，且时常在画上留诗题句，加盖鉴赏印，长达六米的巨幅画卷空白处，几乎填满了乾隆的御书、藏印，形成一大奇观，由此亦可见乾隆皇帝对此画的珍爱。

然而，就在此画入宫的第二年即1746年，地方官又呈进一幅《富春山居图》，两图一模一样，难辨真伪。乾隆皇帝经多方对比论证后，认定被他题诗、钤印的前一幅是黄公望真迹，后来者是赝品。由于后来者近乎完美无瑕，简直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乾隆将其同时收入内府收藏，两幅《富春山居图》皆著录于《石渠宝笈》。以后，人们为了加以区别，将先入宫的那幅称为《子明卷》，后来者仍叫《无用师卷》。1925年，北京故宫博物院成立，该图也入藏其中。

1931年，日本侵占东三省，北平（今北京）岌岌可危。为免不测，包括《无用师卷》在内的几十万件故宫文物装成万余箱分五批先运抵上海，后又运至南京。文物停放上海期间，书画鉴定家徐邦达有机会在库房里看到了这两幅真假《富春山居图》，经过仔细考证，他发现乾隆御笔题说是假的那张，实际是真的，而乾隆题了很多字断定为真的那张却是假的，从此推翻了先人的定论，还名画一个真实的面目。而今，这真伪两卷《富春山居图》都存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一代名画的真伪虽已真相大白，但其身首异处，仍让海内外炎黄子孙深感遗憾，让宝图早日珠联璧合，成为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2010年3月，全国人大十一届三次会议闭幕时，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台湾记者提问时，引用了这段往事，并说：“我希望两幅画什么时候能合成一幅画，画是如此，人何以堪。”而这一愿望不久后就实现了。2011年6月，“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在台北举行。分隔三百六十年之后，浙江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富春山居图》（剩山图）与台北故宫博物院院藏《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终于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