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括：文字捕快

在以立德、立言、立功为“三不朽”的传统中国，产生伟大科学家很难。不过宋代却出现了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他是地理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化学家、医学家、天文学家，还是水利专家、兵器专家、军事家，写下了科学经典《梦溪笔谈》。他就是现代人熟知的沈括。

然而，在诸多伟大称誉之外，沈括还是一个检举揭发的“高手”，非常“小人”地干过文字狱的勾当。沈括的理性求实精神，到了政治生活中却消失了。他政治嗅觉异常灵敏，善于在别人的诗文中嗅出异味，捕风捉影，“上纲上线”。沈括检举揭发的对象，是中国文学的巅峰人物——苏轼。南宋初王绖《元祐补录》记载了沈括的这一丑事。

沈括生于1031年，大苏轼五岁，却晚他六年中进士。中国科学与人文的两位大师很有缘分，在“皇家图书馆”做过同事。1065年，苏轼进人史馆，而沈括在前一年调入昭文馆工作。北宋沿唐制，以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为三馆，通名崇文院。

短暂的同事经历后，苏轼于1066年父丧后回乡两年多，等他再返回东京，就与沈括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做宰相，进行了激进的改革。沈括受到王安石的信任和器重，担任过管理全国财政的最高长官三司使等许多重要官职。苏轼也赞成改革，却是温和的“改革派”，与改革总设计师王安石意见相左，他与“保守党”领袖司马光一起，组成著名的反对派。

由于获得了皇上的信任，王安石的改革自是无人能挡。1071年，作为反对派代表，苏轼下放到了杭州担任“二把手”的通判一职。当时，他已成了最著名的青年作家，连皇上的奶奶都是他的“粉丝”。其间，沈括作为“中央督察”，到杭州检查浙江农田水利建设。临行前，宋神宗告诉沈括：“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

到了杭州，虽然政见不同，诗人苏轼还是把沈括当老同事、好朋友。年长的沈括表面上也该相当和善吧，“与轼论旧”，把苏轼的新作抄录了一通。但回到首都，他立即用附笺的方式，把认为是诽镑的诗句一一加以详细的“注释”，“发现”、“发明”这些诗句如何居心叵测，反对“改革”，讽刺皇上，等等，然后交给了最高领袖。

不久，苏轼因为在诗文中“愚弄朝廷”、“无君臣之义”而人狱，险些丧命。例如苏轼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蛰龙，不臣莫过于此！”这就是文字狱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牵连苏轼三十多位亲友，涉及他一百多首诗词。

当然，沈括不是苏轼人狱的主谋，主谋是王安石手下的李定、舒亶、何正臣、李宜等四人。但他是始作俑者，“乌台诗案”正是以沈括上呈的那些“发现”为基础的其后李定、舒亶论拭诗置狱，实本于括。”

沈括为何要陷害苏轼呢？按照余秋雨的说法，“这大概与皇帝在沈括面前说过苏东坡的好话有关，沈括心中产生了一种默默的对比，不想让苏东坡的文化地位高于自己。另一种可能是他深知王安石与苏东坡政见不同，他投注投到了王安石一边。”

嫉妒一般只在差距不大的人中发生。按照沈括在当时的文名，与苏轼22岁中进士，令文坛领袖欧阳修称“当避其一头地”，根本没有可比基础，“嫉妒说”根据不足。“政见不同说”也不尽是，政治观点不同，人们还是可以君子式地互相争论，未必就要置人于死地。

笔者理解，沈括的政治选择确实决定了他与苏轼的对立，但是，他陷害苏轼却是由于道德操守不够，进人政治旋涡后，随波逐流、耳濡目染的结果。很不幸，王安石改革大旗一挥，从者却多为李定、舒亶、何正臣、李宜等不讲“费厄泼赖”精神的投机政客，也是官场大酱缸中无所不为的高手。他们对不同政见者不择手段；但是，风向转的时候，对于自己的战友也同样残酷。

九百多年前王安石领导的改革，想一举改天换地，挽救宋朝。只可惜，这剂革命的药太猛，还把沈括这样的人裹挟进去，制造了文字狱的恶劣案例。而后，这样的恶的智慧和传统到了明清两朝被发扬光大。做过和尚的朱元璋对诸如僧、光、亮、秃之类的词语很是忌讳,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智”一句，因“生”与“僧”同，被斩。到了清朝，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诗人丢了性命。

中国皇权专制在北宋毕竟还算宽松，如果在明清，苏轼早就没命了。结果，苏轼在监狱中被关押130天，被下放到湖北黄冈。在那里，历经囹圄、死里逃生的苏轼蝉蛹脱茧，写出了中国文学史上不朽作品——赤壁三咏，即《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沈括很幸运，他也算这些伟大作品的间接的“助产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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