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究竟是不是袁世凯告密

光绪戊戌新政的失败，各种记载，全说是由于袁世凯回津之告密，即学校历史课本，亦依据此说，可谓铁案如山矣。袁是窃国罪魁，久为国人所痛恨，这一件事，不过是他的卖主求荣罪恶之一，更用不着替他作辩护。但详考当时的事实，告密固然要变，即不告密也是要变，那该怎么看这件事呢：

谭嗣同等因荣禄是西太后的心腹重臣（西太后指定要荣禄做北洋大臣，统辖各军，这一着棋子，决不是无用意的），想要叫西太后屈服，非先剪除荣禄不可，所以于袁世凯超授候补侍郎后，谭去见袁，以所抄之光绪帝密诏相示。我在此处先要做一补充声明，此诏光绪帝当时是面交杨锐袖出去的，也即是谭所抄的原件，杨被杀后，即密藏他家，后于宣统元年，杨锐之子将密谕赴都察院呈递奏缴，监国摄政王遂交付德宗实录馆。实录馆的定例，只根据内阁发抄、军机处存档、懋勤殿内记注三种。此外不收另采录只字，就是明知是德宗（光绪帝）的亲笔，亦无法纂入。原件是用的大白折子，硃笔正楷，凡遇皇太后字样，均三抬头写。

朕近来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亦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硃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不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等，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要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谭当时交阅抄渝，袁看过后，似不置信。谭即说是嗷谷（林旭）误事，未将原件拿来，实则原渝决无传渝袁世凯杀荣禄之说。谭又说：“你见了上边（指光绪皇帝），必有交派。”但袁日记载：“初五陛辞，皇上只说你与荣禄各办各事，未及其他则对于谭之所言，当然认为荒唐。

袁世凯

维新四章京（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中，以谭为最激烈，敢说敢做，而亦惟谭为最鲁莽。谭见袁时，要袁于九月阅兵时，保护圣躬，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此事分见梁启超著《谭嗣同传》，及袁世凯戊戍日记，大致相同，而详略则别）。说者谓太后将借天津阅兵时行废立，谗帝者则谓将于阅兵时囚太后。实则清代传统家法，标榜于外，第一是一个“孝”字，帝决不敢冒此大不韪。况帝乃太后所立，北洋大臣又是荣禄，此事亦决不可能。其时林旭主张用董福样，林曾口占一绝，写给谭嗣同，未二句是“请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即以为袁靠不住也。惟彼时莆福祥为荣渌部将，素听其指挥，董于庚子得罪后，曾有上荣相书。内言“戊戌八月，公存非常之举，电命祥总所部入京，实公戈”。照此看来，即使依林的策划，对董加以宠擢，亦无济于事耳。

清史纪事本末载：“怀塔布及杨崇伊，先后至津晤荣禄，相与定谋，调聂七成军驻天津，飨福祥军移长辛店……世凯至津，荣禄即乘专车抵京，至颐和园见太后，请训政，太后令荣禄仍回津候旨。……翌晨新党谋围颐和园之谣言起，太后垂帘之召下。”据上所言，怀塔布因七月十儿日为阻拦主事王照条陈，特渝革职（即硃谕内所说，本月十九日硃渝，太后已以为过重”之事）挟恨明谋，尚有可说。杨崇伊（字莘伯，江苏常熟人，时宵御史）何以亦凑在一起做投机的事，则不甚可解，又按训政时，系帝后并坐，并不垂帘，亦无任何人在旁。从前同治、光绪间两次垂帘，召见之人有亲贵常领，两宫太后说话，亦有人口宣，与此次迥异。以“垂帘”二字，各记载往往误用，不可不辨。

又八月初六日（旧历，下同）《国闻报》（在天津发行）载：“袁侍郎于初五早赴宫门请训，即于是日出京，乘坐十一点四十分火车，至下午三点到津，文武各官咸往迎迓。”据此与袁日记相同。又八月二十三日上海《申报》，已有“袁初五陛辞出京，密告荣中堂”之语。惟稽之事实经过。谭嗣同晤袁（袁时住东城报房胡同法华寺），是八月初三晚，袁人宫请训，是初五晨，太后由园回宫r训政诏（用皇帝名义），是初六晨，中间仅隔初四一天。袁是否能于初四日秘密离京，赴津告密，尤属疑问，因彼时京津间并无怏车.尤无其他代替的交通工具可以当日往返也。

此事重要关键，惟在荣禄是否于初五晚间（即袁到津以后，决定训政以前，这短短几小时内）曾秘密赴颐和园（外间传说，荣便衣坐三等车，到永定门外马家堡车站下车，换乘骡车赴园〉。据袁日记，则初五下午到津后，曾赴督署谒荣，值达观察在座，未得谈，此或是袁有心为己掩饰，姑不采录。至于怀塔布、杨崇伊等之出入北洋军府，有所密谋.则系事实。

怀之内眷，与太后有内亲的关系，秘密联系，当然已非一日，诚不必有待于袁之告密而始发动。谭等所谓密谋，早已宣露于外，一般顽固旗籍大臣，因切身利害的关系，久欲得而甘心，加以西太后之老谋深算，事前毫不张皇，与谭等做事恰是个反面，谭等怎么能敌得过，怎么能不失败？当时传说杨崇伊（据先父的《崇陵传信录》载，尚有庞鸿书）袖疏交庆王奕劻，奕劻赴园面奏太后，请临朝训政。其所袖之疏，是否系荣禄密奏而由杨带京，则无从证实矣。

后来袁任总统时，张国淦曾以此事面询，据袁口答，彼所部7000人，全在小站，子弹尚储津局。荣禄所部，若聂士成的毅军，董福祥的甘军，遥遥数百里间，处处牵制，焉能到达，即到亦焉能成事？况无皇帝谕旨及北洋军令，何敢擅动云云。按之当时环境，确是如此，不能说他是事后狡辩也。

现在说一句公平话，袁先投靠改良派，以君宪志士自居，曾表示一种忠义奋发的态度，所以谭等认为袁是绝好可靠的得力外援，进言特擢，以邀结其心，必当感恩图报。不料袁竟歪到太后一面，做他的高官，拥他的兵权，这不但是维新志士所认为血债未还（民国后，梁启超做袁手下的司法总长，周善培即极不以为然），即光绪帝亦对袁腐心切齿，以为戊戌维新失败的责任，在袁的身上。袁之为人，投机取巧，卖友卖主，在他的一生字典上，绝无“信义”二字，此自不待言。不过戊戌政变主因，是否因他告密，则尚有待于研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