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为什么能富可敌国

“江南”是一个不断变动的概念，在不同时代指代着各异的地理范围。今天我们对它的界定直接承自明清：即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之地，并且会扩散到江宁和皖江地区，是东中国最富裕雅致之地。

但江南并非从一开始就能成为如此令人激赏之地。在漫长的历史上，江南经历了复杂的变化，因多次机遇才逐渐发展成今天的文化符号。

在古代中国，农业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取决于当地的农业发展水平及以此为基础的农副和手工业贸易。

而江南的开发时间远远落后于黄河流域。当黄河流域早已成为秦汉大帝国经济中心的时候，南方还处于“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发初期阶段，大部分地区还保留着大片原始森林，湖沼洼地密布。

在江南的自然环境下，在铁器农具尚未使用之前，农业生产的大规模开展是不可能的。在远古江南的经济体系中，渔猎、采集经济还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司马迁把广义的江南形容为“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火耕而水褥”，相当落后。

但北方的战乱给了南方一次又一次发展机会。从永嘉之乱到安史之乱再到靖康之难三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都为南方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在全国经济中心南移的过程中，江南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

西汉至清代，南北方著籍户口占全国百分比，北方从81％逐步降低至28％，南方则从19％升至71％

六朝自吴至陈，据有东南半壁，每当胡骑南下，中州扰乱之时，江南都会成为士民避乱的乐土。南方经济始由过去的零星与局部开发, 而转入到大规模的全面开发阶段。

兴水利, 而后有农功, 水利乃农业发展之本,从孙吴开始的六朝均以江南地区为统治重心, 对江南水利兴修也投入了大量精力。

此外，六朝时期皇权软弱，门阀兴盛，北方士族地主的南下, 为江南带来了发展生产的诸多要素: 数量众多的劳动力——佃客部曲和奴婢、由劳动者所掌握的生产技术、发展生产必不可少的资金。

这诸多的要素集中在门阀士族的田园这一载体上, 由其重新加以组织并投入生产。而朱张陆顾等江南本土大族的存在又使得南迁士族避开三吴熟地，或在广陵京口，或在会稽海滨。这次人口迁移给江南乃至中国带来的影响超乎经济层面而波及文化、语言、政治观念等等。

安史乱后，北方残破，“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大唐盛世走向暗淡的同时，江南却正在野蛮生长之中。

在唐代, 江南出现了水稻种植技术的两项重大突破——发明了水稻的移植方法和水田犁“江东犁”。

在此基础之上, 又发明了新种植制度——稻麦一年二作制。这也是江南农地开发进入新阶段的现实写照：随着人口不断增长，新开垦的土地越来越少，人们必须在现有土地上花更多的心思，提高单位亩产。江南农业为人所熟知的精耕细作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在江南内部，开发的区域也有了明显的转移，在唐以前，江南农业最发达的地区在平原西部的宁镇地带，这一区域地势较高，排涝条件较好。唐以后东部的太湖平原开始大力发展，在明清时期东部平原更成为了江南农业的根本所在。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在北宋末年最后完成。当时由于女真人的南下，北方汉人出现了第三次人口南迁的浪潮，不但有一般百姓，还几乎囊括了朝野全部精英。

南宋朝廷选择定都江南，就是看中了这里发达的经济，丰富的物产以及众多的人口。江南仅在有限的平原地区之内就养活了近全国总人口22％的人民，同时还负担了国家大量粮赋。

据《宋史·食货志》所载，大中祥符初年（1008年）朝廷对江南征运的漕粮增至700万石，是输往京师总槽粮的82％，故当时谚云：“苏湖熟，天下足。”

不过两宋时期江南人口高度密集，两浙地区人口“百倍常时”。由此造成耕地不足，于是围湖造田、垦殖海涂江滩成为一时风气。丹阳的练湖、绍兴的鉴湖、余姚的汝仇湖、芜湖的万春圩田都是在两宋困水成田的。

江南的土地光热条件本就适合桑蚕养殖，湿润的气候也适合制作丝绸，丝织业在江南的兴起是情理之中。棉花则几乎与蒙古在北方崛起同时，从中亚深入中国腹地。宋元时代棉纺织业在江南得到了大幅度的发展，在全国出现了一批以丝棉织业为主市镇。

到了后来的明清两代，江南地区以丝织和棉纺为特色产业的城镇星罗棋布，改变了过去传统的城市布局：这些市镇里有许多专门的手工业工场，大批雇用工人，需要职业的管理人员；原料产地与成品产地分离，需要专业的运输从业人员……

大量专业人员的聚集和财富的输送让这些商业城镇的经济地位甚至超过了所属的府州县城，以手工业、商业为主要产业的士绅阶层也应运而生。

更幸运的是，南宋灭亡之后，征服者蒙古人开始学习汉法的治国之道。在江南他们没有举起屠刀，反而对江南发达的经济大为赞赏，保留了两宋以来江南的发展成果。

在封建社会的晚期，江南终于修炼成了我们今日熟悉的模样：小桥流水，春雨杏花的水乡环境，蚕桑与棉纺的多种经营，科举昌盛的簪缨世家，再有说不尽的才子和佳人。文化和财富荟萃于此，江南成为所有中国人的玫瑰色的浪漫想象和洁白神圣的文化殿堂。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稻麦复种制进一步普及，粮食产亩明显提高。明成化年间各地运粮至京师400万石，南粮占80%，而苏、松、常三府又占南粮中的大部分。所以明人谢肇淛说：“三吴赋役之重甲于天下，一县可敌江北一大郡。”

下表显示明代, 各地上交给朝廷的税粮, 每5石就有1石多是由江南提供的, 江南以1 / 1 6 的田土交纳了1/ 5 的税粮。而赋重最为突出的是苏松二府。

对江南税赋的起运分为漕粮——供给边防军人，以及白粮——供给京城权贵宫廷。两部分粮食都少不了运输费，而运输费本身往往是正税的数倍。正德时松江人顾清家田地应纳正粮1.62石，而加耗达12.9石，因而他十分感慨地说：“是正税一石，而征八石有奇，从古及今，未闻有此制也。”

在赋税的重压下，江南人民走向多种经验发家致富的道理，凭借着优越的自然条件、经营习惯、生产技术，以及江南重视生产的氛围，成为了没有优惠政策的却先富起来的典型。

在清中期以前，传承自宋元以来的纺织业，已经让江南成为了中国传统经济的最发达的地区。江南的中心苏州，凭借着大运河枢纽的有利位置以及当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成为区域中心的商品集散地和初级产品加工中心。

在部分经济史学家眼中，在工业化以前，作为中国最先进的地区，江南的经济发展与欧洲最先进的地区英格兰保持同步，处于近代化的前夜。人口密集，赋税繁重的江南地带非但没有陷入马尔萨斯陷阱反而迸发出持续的活力。

随着1854年上海开关，中国最富庶的江南腹地也开始卷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近现代化的浪潮层层相叠，古典的江南又开始了一轮剧变。

在对外贸易的刺激下，上海这座最大的港口开始了规模空前的崛起。江南，作为经济上的首富之地逐渐被长江三角洲这一更广大的地域概念索取代。她的边界也早已越过了长江，包涵了江北的扬州，南通，并且向西端扩展进入安徽境内。

其内部的城镇体系和市场网络也发生了深刻的嬗变：以大运河为主要网络的内向型水道交通让位于指向口岸和海洋的立体化的外向型交通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