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那段心酸的历史

最初，台湾岛上生活着一批原住民。16世纪，这座宝岛被葡萄牙人发现后不久，被便荷兰人占领。38年后，荷兰人被郑成功的水师赶走，台湾成为郑氏的天下。20年后，施琅率领清军攻占了台湾。到1895年甲午海战后，台湾被日本统治了半个世纪。日本战败后，1945年台湾终于回到中国的怀抱。中原士大夫文化、闽南庶民文化、日本皇民文化与近代白话新文化如走马灯一般轮番上场……

台湾“孤儿史”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要归属谁？从16世纪台湾进入世界历史，到今日台湾新一代的“太阳花革命”，四百多年的台湾历史，一直被这个“认同的迷惘”苦苦纠缠，挥之不去。台湾的历史，是一部充满辛酸与悲情的孤儿史。

16世纪的世界地理大发现，使得中国的东南沿海，突然变得热闹起来，欧洲探险家、商人的帆船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台湾首先为葡萄牙人发现，被称为美丽岛（Formosa），然后被荷兰人占领，一座原先只有原住民的蛮荒之岛从此被裹挟进文明的进程。

“红毛番”荷兰人统治台湾不过38年，便被郑成功的水师驱逐出境，从17世纪中叶开始，台湾成为“国姓爷”郑成功的天下，正式进入中国历史。二十年后，施琅率领清军攻占海岛，从此台湾并入清朝的版图。

郑氏王朝期间，台湾的原住民10万人，随郑来台的闽南移民10万人，但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年间，大批福建广东移民涌入，人口从原先的20万增加到300万人。1895年一纸马关条约，美丽的宝岛连同300万臣民被清朝割让给日本，半个世纪之后日本战败，台湾重新回到中国的怀抱。

回归不久，又发生了国民政府军队屠杀本地人的二·二八惨案，在台湾人心中留下的历史创伤，至今没有平复。1949年，国民政府在大陆溃败兵退海岛，200万“外省人”避逃台湾，此为第二波移民高峰。

纵观四百多年的台湾历史，这个“孤儿”可谓身世离奇：被“红毛番”统治，由郑成功夺回，经清朝两百年管束教养，又作为战败国的贡品，送给日本人当养子；战后二度回归祖国，却遭了一顿毒打，最后“父亲”逃亡到海岛，反认他乡为故乡。

二波移民，四度易主，中原士大夫文化、闽南庶民文化、日本皇民文化与近代白话新文化如走马灯一般轮番上场，让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归属变得扑朔迷离，变幻不已。

1950年代出生的台湾作家郑鸿生，写过一本《寻找大范男孩》，向读者展现了祖父、父亲与自己三代台湾人的故事。爷爷是前清遗老，父亲变日本皇民，儿子成民国青年，三代之间的传承与断裂，昭示了一个世纪台湾人的认同困境。

四代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变迁

一个人的身份认同来自于文化。清朝统治下的台湾，就像中国的其它地域一样，上层精英接受的是儒家士大夫文化，它通过统一的科举考试将边陲的小岛与大一统王朝联系起来，认同的是天下主义的大中华文明。然而，对于大多数在台湾扎根定居的闽南移民来说，天高皇帝远，他们所认同的只是与生俱来的闽南文化，只有地方意识，没有国家认同。

地方与清王朝的关联，一方面通过士大夫精英获得沟通，读书人既是国家精英，又是地方领袖；另一方面王朝通过对地方宗族、祭祀、礼仪的确认与控制，将闽南文化整合到整个大一统文化秩序之中，清朝台湾人的国家认同不是显性的，而是内化在作为大中华文化一部分的地方认同之中。

许倬云先生说过：郑成功及其部下，娴熟于边缘社会的庶民文化，一旦与中原的精英文化脐带切断，庶民文化便不容易再有机会茁长为新的精英文化。这个“切断”，便是1895年日本的占领台湾，郑鸿生的爷爷一代成为了前清遗老。日据时代的统治者压抑大中华精英文化，代之以日本近代的文明教育，但容忍台湾本土的庶民文化。

郑鸿生家里保存的当年家族老照片中，接受了日式近代化教育的父亲一代器宇轩昂地穿着洋装，但祖父、祖母们依然一身唐装，顽强地保持着中华文化的认同，但这个认同，与其说是国家的，不如说是地方的——对地方化的中华文化之认同。

而台湾进步知识分子们就不一样了，蒋渭水、林献堂建立台湾文化协会，从文化上反抗日本的殖民化，他们要求台湾自决的文化资源不是别的，正是精英传统的汉文化。庶民文化可以与不同的精英文化相安无事，因为庶民文化只是与地方认同有关，但精英文化的认同却与国族有关，当年能够与日本殖民文化抗衡的，唯有来自中原的中华文化。

日据时代的台湾不曾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汉字的中华文化仅仅象征逝去的传统，而日语的殖民文化却代表着文明的现代。郑鸿生的父亲一代在接受皇民化殖民教育的同时，也受到了日式的现代化文明洗礼。

郑鸿生回忆说：父亲这一代“是台湾的第一代现代化人，他们对周遭事物与文化的判断标准为是否现代化，追求的是现代化的产品，对传统文物则比较轻视，例如他们要听西方音乐，而不看台湾传统戏曲歌仔戏，这些地方民俗对他们而言代表着落伍”。日语代替了过去的汉文化，成为日据一代台湾精英共享的上层文化。

等到1945年台湾光复之后，最早接受日式现代化启蒙的父亲一代人，却陷入了丧失母语的尴尬，他们为下一代人看不起，被认为是受日本殖民文化洗脑、精神备受屈辱的一代，“内在的自主性在这一代即将成为台湾社会中坚之士的心中被剥夺殆尽，欠缺这个自主性，只剩下精神的臣服，传统父权也就失去了内在的坚实基础，空有其表了”。

他们的认同无所依傍，在失势与失语的双重压抑之下，很多台湾男性的发泄渠道只能表现在每次选举时投党外候选人一票，而不管那位党外人士的人格与知识水平如何。倒是没有受到日式文字教育的女性，相对于失语的男性，她们反而是多话的，因为她们的认同来源于民俗的庶民文化。上层的精英文化几度被颠覆，但底层的闽南文化却经祖母、母亲几代女性口口相传，蔓延不绝。#p#分页标题#e#

到了郑鸿生这一代民国青年，汉文化在台湾又重新回到了中心地位，又经历了从小到大、无所不在的大中华民族主义教育，他们的自我认同毋庸置疑地定位在“我是一个中国人”，这个身份对于他们来说，就像呼吸空气那样自然。战后的台湾年轻一代，在五六十年代经受了一场由雷震、殷海光、柏杨、李敖为旗手的启蒙运动之补课，台湾的批判知识分子接上了1949年之前大陆的自由主义传统，激发起对国民党的批判意识。

七十年代初的保钓运动，既是一场民族主义的全面动员，同时又撕开了年轻一代与国民党的政治距离，抽象的“国”与现实中的“政府”发生了断裂。随之而来的尼克松访问大陆、台湾被联合国驱逐、各国纷纷与台湾断交，台湾在国际舞台上失去了代表中国的法理地位，这一切如同雪崩一般冲击着战后一代台湾人的心灵。

在过去，台湾就是中国，而今，台湾成为了被国际社会抛弃的、身份暧昧的孤儿，台湾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在这一认同焦虑的背景之下，乡土文学运动开始萌动，试图从台湾的本土文化中寻找自身的认同之根。

前清遗老、日本皇民和民国青年，三代台湾人之后，到了世纪之交，出现了第四代台湾年轻人，他们的年龄断层类似大陆的80后、90后，是全球化和“去中国化”双重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台湾“新人类”。如同民国青年一代曾经看不起日本皇民一代那样，如今当了父亲的50、60年代生人，轮到被自己的儿辈看不起了。年初的太阳花学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场年轻人反抗老一代的青年运动。

这代年轻人是全球产品、资讯和知识高度流动的产物，没有父亲那代人强烈的大中华民族主义意识，他们对大陆中国的心灵距离渐行渐远，文化上的疏离感日趋强化。他们对父亲一代在身份认同上的纠结与矛盾颇为不屑，直认自己就是“台湾人”。

台湾开埠以来的四百多年，承受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季风，一种是来自大陆的中华文明，另一种是来自海洋的东洋、西洋文明，这两种文明都在台湾的历史与现实当中内化了，成为台湾本土文化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假如剥离掉这些外来文明，台湾将什么也不是，何况文化不是一件外衣，不能想穿就穿，想脱就脱。

事实上，中华文化对于台湾来说，已经是自身的一部分，无论是作为大传统的汉字精英文化，还是作为小传统的闽南庶民文化。杨儒宾教授指出：“‘中华文化’和‘台湾文化’已是互纽互渗的关系。即使不论四百年来台湾汉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实质关系，单单从光复后，尤其是1949的渡海大迁移以来，‘中华民国’此政治实体所渗透的‘中华文化’已是台湾文化的实质因素。”

一个人的身份认同来自于文化。清朝统治下的台湾，就像中国的其它地域一样，上层精英接受的是儒家士大夫文化，它通过统一的科举考试将边陲的小岛与大一统王朝联系起来，认同的是天下主义的大中华文明。然而，对于大多数在台湾扎根定居的闽南移民来说，天高皇帝远，他们所认同的只是与生俱来的闽南文化，只有地方意识，没有国家认同。

地方与清王朝的关联，一方面通过士大夫精英获得沟通，读书人既是国家精英，又是地方领袖；另一方面王朝通过对地方宗族、祭祀、礼仪的确认与控制，将闽南文化整合到整个大一统文化秩序之中，清朝台湾人的国家认同不是显性的，而是内化在作为大中华文化一部分的地方认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