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孙皇后：中国历史上最贤德的皇后

提起封建时代的后妃，许多人都对她们没有好印象^确实，我国历史上后妃凭借自己的特殊身分，营私结党，扰乱朝纲，甚至祸国殃民的事情，时有发生。然而，也有一些后妃，贤慧有德,深明大义，为清明政治、稳定社会起了积极作用。在她们当中,唐太宗李世民的长孙皇后是最突出的一位。

长孙皇后是鲜卑族人，自幼精通文史，父亲在隋朝当过官。唐朝初年，太子李建成和李世民为争夺皇位，发生了激烈的争斗。李建成一伙常在唐高祖李渊面前陷害李世民，企图借刀杀人。高祖听信了他们，因而疑忌甚僧恶李I民，长孙孝事高祖，谨承诸妃”。在险恶的形势下勉力排解高祖对李世民的嫌猜。到了李世民决定发动“玄武门之变”除掉李建成的紧急关头，长孙氏又挺身而出，亲自激励士气，促成了事变成功李世民由此登上帝位。

因为长孙皇后的所作所为端直有道，唐太宗也就对她十分器重，回到后宫，常与她谈起一些军国大事及赏罚细节。长孙皇后虽然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女人，但她不愿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干预国家大事，她有自己的一套处事原则，认为男女有别，应各司其职，因而她说：“母鸡司晨，终非正道，妇人预闻政事..亦为不祥，唐太宗却坚持要听她的看法，长孙皇后拗不过，说出了自己经过深思熟虑而得出的见解：“居安思危，任贤纳谏而已，其它妾就不了解了。”她提出的是原则，而不愿用细枝末节的建议来束缚皇夫，她十分相信李世民手下那批谋臣贤士的能力。

李世民牢牢地记住了贤妻的“居安思危”与“任贤纳谏“这两句话。当时天下已基本太平,很多武将渐渐开始疏于练武，唐太宗就时常在公务之暇，招集武官们演习射技，名为消遣，实际上是督促武官勤练武艺，并以演习成绩作为他们升迁及奖赏的重要参考。按历朝朝规，一般除了皇宫守卫及个别功臣外其他人员不许带兵器上朝，以便保证皇帝的安全。

因此有人提醒唐太宗：“众人张弓挟箭在陛下座侧，万一有谁图谋不轨，伤害陛下，岂不是社稷之大难！”李世民却说：“朕以赤心待人，何必怀疑自己左右的人。”他任人唯贤，用人不疑的作风，深得手下文武诸臣的拥护，由此属下人人自励，不敢疏怠，就是在太平安定的时期也不放松酱惕，国家长期兵精马壮,丝毫不怕有外来的侵犯。

长孙皇后与唐太宗的长子李承乾自幼便被立为太子，由他的乳母遂安夫人总管太子东宫的口常用度。当时宫中实行节检:开支的制度，太子宫中也不例外，费用十分紧凑。遂安夫人时常在长孙皇后面前嘀咕，说什么“太子贵为未来君王，理应受大下之供养，然而现在用度捉襟见肘，一应器物都很寒酸而屡次要求增加费用。

但长孙皇后并不因为是自己的爱子就网开一面，她说：“身为储君，来日方长，所患者德不立而名不扬，何患器物之短缺与用度之不足啊！”她的公正与明智，深得宫中各类人物的敬佩，谁都愿意听从她的安排。

长孙无忌是长孙皇后的哥哥，文武双全，早年即与李世民是至交，并辅佐李世民赢取天下，立下了卓卓功勋，本应位居高官，但因为他的皇后妹妹，反而处处避嫌，以免给别人留下话柄。唐太宗原想让长孙无忌担任宰相，长孙皇后却奏称：“妾既然已托身皇宫，位极至尊，实在不愿意兄弟再布列朝廷，以成一家之象，汉代吕后之行可作前车之鉴。

万望圣明，不要以妾兄为宰相！”唐太宗不想听从，他觉得让长孙无忌任宰相凭的是他的功勋与才干，完全可以任人不避亲疏,唯才是用"。而长孙无忌也很顾忌妹妹的关系，不愿意位极人臣。万不得已，唐太宗只好让他作开府仪同三司，位置清高而不实际掌管政事，长孙无忌仍要推辞，理由是“臣为外戚，任臣为高官，恐天下人说陛下为私。”唐太宗正色道：“朕为官择人，唯才是用，如果无才,虽亲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例子;如果有才,虽仇不避，魏征是例子。今日之举，并非私亲也，”长孙无忌这才答应下来,这兄妹两人都是那种清廉无私的高洁之人。

长乐公主是唐太宗与长孙皇后的掌上明珠，从小养尊处优，是一个娇贵的金枝玉叶。将出嫁时,她向父母撒娇提出，所配嫁妆要比永嘉公主加倍。永嘉公主是唐太宗的姐姐，正逢唐初百业待兴之际出嫁，嫁妆因而比较简朴;长乐公主出嫁时已值贞观盛世，国力强盛，要求增添些嫁妆本不过分。但魏征听说了此事,上朝凍道：“长乐公主之礼若过于永嘉公主，于情于理皆不合，长幼有序，规制有定，还望陛下不要授人话柄！”

唐太宗本来对这番话不以为然，时代不同，情况有变，未必就非要死守陈规。回宫后，唐太宗随口把魏征的话告诉了长孙皇后，长孙皇后却对此十分重视,她称赞道：“常闻陛下礼重魏征，殊未知其故;今闻其谏言，实乃引礼义抑人主之私情，乃知真社禝之臣也。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情深意重，仍恐陛下高位，每言必先察陛下颜色,不敢轻易冒犯;魏征以人臣之疏远,能抗言如此，实为难得，陛下不可不从啊。”于是，在长孙皇后的操持下，长乐公主带着不甚丰厚的嫁妆出嫁了。

长孙皇后不仅是口头上称赞魏征，而且还派中使赐给魏征绢四百匹、钱四百缗，并传口讯说："闻公正直，如今见之，故以相赏;公宜常秉此心，不要转移。”魏征得到长孙皇后的支持和鼓励，更加尽忠尽力,经常在朝廷上犯颜直谏，丝毫不怕得罪皇帝和重臣。也正因为有他这样一位赤胆忠心的谏臣，才便唐太宗避免了许多过失，成为一位圣明君王，说到底，这中间实际上还有长孙皇后的一份功劳呢！

贞观八年，长孙皇后随唐太宗巡幸九成宫，回来路上受了风寒,又引动了旧日痼疾,病情日渐加重。太子承乾请求以大赦囚徒并将他们送人道观来为母后祈福祛疾，群臣感念皇后盛德都随声附和，就连耿直的魏征也没有提出异议;但长孙皇后自己坚决反对，她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非人力所能左右。若修福可以延寿，吾向来不做恶事;若行善无效，那么求福何用？

赦免囚徒是国家大事，道观也是清静之地，不必因为我而搅扰，何必因我一妇人，而乱天下之法度！”她深明大义，终生不为自己而影响国事，众人听了都感动得落下了眼泪。唐太宗也只好依照她的意思而作罢。

长孙皇后的病拖了两年时间，终于在贞观十年盛暑中崩逝于立政殿，享年仅36岁。弥留之际尚殷殷嘱咐唐太宗善待贤臣，不要让外戚位居显要;并请求死后薄葬，一切从简。

唐太宗并没有完全遵照长孙皇后的意思办理后事，他下令建筑了昭陵，气势十分雄伟宏大，并在墓园中特意修了一座楼台，以便皇后的英魂随时凭高远眺。这位圣明的皇帝想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贤妻的敬慕和怀念。

长孙皇后以她的贤淑的品性和无私的行为，不仅赢得了唐太宗及宫内外知情人士的敬仰，而且为后世树立了贤妻良后的典范，到了高宗时，尊号她为“文心顺圣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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