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行仓库八百壮士最后的结局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终于占领了上海公共租界。孤军官兵们拒绝加入汪伪政权的伪军，28日日军闯入孤军营地，将他们押往上海郊区挖壕沟做苦工，不久又关入南京老虎桥监狱。由于这期间，孤军官兵不断集体抗议日军暴力的管理方式，日军最终决定将他们分散关押。由于劳动力的缺乏，在分散关押的同时，日军也兼带让这些孤军官兵干些体力活，这样客观上就给他们提供了逃生的机会。

1942年7月，70多名孤军官兵被派往南京东郊孝陵卫日军士官学校做工。11月6日夜，9名官兵偶尔发现日军铁丝网没有通电，于是趁机逃出魔窟，并辗转回到重庆。三个月后，又有28名官兵逃出，并参加了新四军在茅山的游击队。1942年底，孤军代理团长雷雄等90多人被日军押往安徽玉溪镇装卸煤矿。雷雄等打听到附近有新四军的游击队活动，于是暗中把官兵们组织起来，三人为一组，于1943年除夕下午收工回营路上，举行暴动。

当暴动官兵逃入新四军游击区时，只剩29人，他们后来都辗转回到国军控制区，只唯独团长雷雄在途中不幸患病去世。由于孤军官兵的多次出逃，到1944年日军将手头的孤军再次集中到上海时，只剩120多人。但在1945年3月，又有33名孤军官兵在卫士班长景勘的带领和新四军苏南游击队的接应下，逃出战俘营，并最终辗转回到重庆。

命运最为坎坷的，则是被押往南太平洋从事苦役的薛荣鑫、田际铀等50名孤军官兵。1942年8月，日军从老虎桥监狱内抽调1000余名国军战俘前往南太平洋新不列颠岛的日军拉包尔基地，薛荣鑫、田际铀等50人也在其中。官兵们坐在货船的最底层，经过20多天的缺水、闷热的旅程，总算到达目的地。日军将他们分为六人一组，从事砍树、烧石灰、搬运物资等工作，而每日只供给一斤半米。因为饥饿难耐，官兵们有时上山打些野兽充饥，有时只能向当地人乞食。

看管的日本兵穷凶极恶，稍有不如意就对中国战俘拳打脚踢，如有反抗直接刺刀刺死，孤军带队的薛荣鑫排长就是这样被日军刺死的。加上当地天气炎热、蚊虫极多，又有部分官兵因为水土不服而去世。当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50名孤军官兵只剩36人。1947年1月9日，经国际红十字协会安排，这批孤军官兵与其他中国战俘一起，乘澳大利亚提供的船只经香港回到上海，国民政府组织了军乐队和数百人前往码头迎接。

战时回到重庆的孤军官兵，大部分都直接退役回家，原因在于国民政府担心其中有混入间谍，只有副官上官志标、一连代连长郑俊、谢晋元的警卫员兼勤务兵万连卿等少数人仍留在军队。其中郑俊参加了第79军在广西的对日作战，万连卿参与了第71军在滇西和广西的对日作战。抗战胜利后，被从日军战俘营解救出的孤军战俘尚存80余人，一些战时流落全国各地的孤军官兵也回到上海。此时的上海滩，物价飞涨，流落在上海的100多孤军官兵生活变得异常艰难。

国民党第三方面军司令部汤恩伯召集孤军官兵们到上海光明大戏院开会，动员他们归队服役，但官兵们异口同声得说：仗已经打够了，我们不想再打了。弄得汤恩伯很不高兴。孤军官兵们只能靠一些很微薄的救济金生活，谢晋元遗孀凌女士得知后，四处奔走，举行记者招待会，呼吁社会各界关心孤军流浪官兵。1947年3月，上海市政府终于同意将大达码头交予孤军管理，使他们能够靠其勉强混口饭吃。

全国解放后，只有上官志标等三人前往台湾，其余孤军官兵都留在了大陆，并大部分以返乡务农为生。郑俊连长虽然后来参加了1949年卢汉领导的昆明起义，但还是被戴了历史问题的帽子，并于1962年过早去世。其余孤军官兵也都在文革期间遭到了一定不公正待遇，但也都在改革开放后先后平反。2010年12月16日，最后一名孤军老兵杨养正在重庆因病去世，享年96岁。虽然现在孤军官兵们均已作古，但他们所代表的的八百壮士精神，将继续永远流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