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乱政和外戚篡权的历史原因

回顾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宦官的数量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这些宦官们的力量却是不容忽视的。纵观历史，从汉代开始的十常侍，到清朝末年老佛爷手下的安公公、小李子，大多数的朝代都出现过宦官干政、祸国的事件。这些事件是巧合发生的，还是其中另有玄机可寻？

纵观历史，只有宋代没有出现宦官乱政的局面。探究其原因，整个宋朝社会，没有能完全掌有大权的文官或者武官。宋代的以文率武的政策，致使武官几乎不握兵权，而文官多为士大夫出身，以忠君报国为己任，因此野心者少之又少。再者，文官的朝政意见一旦相左，很快会形成各自的集团，互相争斗，由此导致从中央到地方的文官各自为政同时又相互制约，所以皇帝不用费心去培养一个亲信或者说是一个专用的奴才去替自己处理分化文臣武将的事情，这导致了宦官与朝政不相接触，所以也就减免了宦官乱政的机会。

其他朝代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了宦官乱政的局面，是不是其政府结构与宋代截然相反呢？事实上的确是这样的。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实行郡县制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从文官到武将，各个官员手中都握有大大小小的权力，所有的官员虽然都服务于一个君主，但官员们在利益面前几乎都会打起自己的小算盘，久而久之就会有人作出反举。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皇上总会把大权交给自家的亲属或是身边的亲信，这是重用宦官的根本原因。

还有一个间接的原因使得宦官的权力越来越大，就是有些事情皇帝可以交给自己相信的大臣们去做；有些事情则不然，例如暗杀不服从自己的大臣，或者去监视朝廷里某个要臣，这些没有办法做在明面上的事情就要靠皇帝身边的亲信去做。宦官为皇帝做过此类的事情越多，皇帝自会越重用他，久而久之，当宦官不想再受控于人，想要独揽大权的时候，就会出现干政的局面。

外戚又称“外家”“戚畹”，乃帝王的母族、妻族一脉。历数千年中华历史，外戚的野心最为膨胀，甚至远远超过乱臣贼子，其干政乃至篡权的现象屡禁不绝。

外戚干政事件尤以东汉为甚。大多数史学家都认为，东汉外戚干政颇多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小皇帝过多，一个是尚书台的设置。

虽然西汉时期的帝王大多中年以后方才死亡，但到了东汉却连续遭遇几代皇帝三十多岁便早逝的情况，幼帝频繁出现，后宫的势力便不可遏止地膨胀起来。

后宫女性不能直接干政，自然是通过扶持本家的势力来掌握政权。然而在汉代，外戚不只是有后宫势力可以依靠，他们还有一个杰出的优势，便是大多为对国家有贡献的功臣。东汉的外戚，主要有马、窦、邓、梁四大家族。东汉明帝的马皇后，是功臣马援的女儿；章帝的窦皇后，是功臣窦融的曾孙女；和帝的邓皇后，是功臣邓禹的孙女；顺帝的梁皇后，是功臣梁统的后代。四大家族既是功臣又是外戚，封底广大，势力雄厚，真如豪强慢慢地蚕食东汉的江山。

另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尚书台的设立。光武帝刘秀在南方建立政权之后，为了稳固皇权，遏制相权，虽然保留了宰相“三公”之职，即司徒（丞相）、太尉、司空（御史大夫），却将三公的实权抽走，徒留地位和俸禄。而刘秀自行设置了名为“台阁”的尚书台，将国家实权完全交由尚书台管理，由自己直接指挥。但是，很快这样的弊端就凸现出来。一旦皇帝早夭，幼帝登基，掌管尚书台的“重任”就落到了后宫、外戚的手里。

而外戚专权的直接后果，招来的便是宦官权力的膨胀。因为幼帝长大之后，唯有后宫宦官近侍可以依靠，宦官在帮助皇帝重夺皇权之后，受到土地、俸禄上的巨额封赏，势力便迅速增长，俨然有超过外戚的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