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宋太祖赵匡胤的“奇葩爱好”

宋太祖年间，大才子宋白受命主持科考选拔，一时鬼迷心窍收了贿赂。可这宋大才子收过钱后，却也耍起小聪明，把行贿者列入名单后，故意提前找宋太祖审批，想弄出个“既定事实”来。不料却被宋太祖劈头一顿骂：朕任命你这个职务，就是让你全权负责选拔，你来决定就好，干嘛还要问朕？反正只要你出了错，朕就“当斫汝头以谢众！”剁了你脑袋平息民愤就是，废什么话。

这一通骂，叫巧舌如簧的宋白，瞬间一句废话没有，火速把收的黑钱吐了出来，公正选拔了中榜者。因为他知道，宋太祖说的“斫汝头”，绝不是随便说说——这位号称“优礼文官”的开国皇帝，一大“奇葩爱好”，就是“严惩官员玩忽职守”。

虽说，放在号称“文官幸福年代”的北宋，官员们早习惯了一百多年的人浮于事，大大小小的衙门，平日就是三五个人占一个坑，干拿钱不干活是常态，顺手牵羊搂点更是小意思;朝中的高官们，日常福利多如牛毛，工资基本不动;普通官员安稳混个三五年，到年龄就正常升迁，甚至“不限内外，不问劳逸”，全国的官员人数，隔些年就膨胀一倍。“养废物官”的巨大包袱，拖得北宋积贫积弱，终于在“靖康之耻”里，被人活活吊打。

但在宋太祖执政时，并不是这样。作为一位亲历了五代十国战乱的开国帝王，宋太祖赵匡胤亲身见识了唐末五代深重的腐败。北宋开国后，大小衙门的腐败风气，也是丁点未减。以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感叹说“宋季，郡县吏承五季之习”。倘若这样一直“承”下去，开国只拥有中原大地的宋王朝，恐怕也要走上短命的老路。于是，宋太祖也果断采取了“零容忍”政策。

宋太祖的“治官”政策，除了严格的官员选拔制度和考核制度，以及极度较真的反贪法律，更有他各种“奇葩”的方式。以司马光《涑水纪闻》记载，宋太祖平时随身都带着一个记录本，上面写满了对大小衙门臣工们的记录评价，只要遇到人事任免方面的大事，就立刻翻开记录本查对，管保不看走眼一个人。多少宋初杰出的能臣，就是靠这笨办法发现的。

至于日常的人员选拔，别看宋太祖说着让人“全权负责”，但他亲自把关也不含糊。比如开宝六年，七百多官吏在京城接受考核，宋太祖一口气就罢免其中四百多不合格以及懒惰者——大宋，不养闲人。

而比起北宋中后期时，官员们贪污腐败不算事，皇帝杀贪官都成了“做不得的快意事”的雷景象。宋太祖年间，却是绝没有这类讲究。看看宋初的历史就知道，贪污受贿就是官员碰不得的高压线。官员们因为贪污受贿而被杀，甚至遭到“弃市”酷刑，简直一抓一大把。以宋太祖本人的话说：犯吾法者，唯有剑耳。

而在宋太祖的“零容忍”内容里，贪污腐败也只是其中一样，同样让他不能忍的，就是官员判错案。建隆二年的“马汉惠案”就是其中之一。金州流氓马汉惠长期鱼肉乡里，激起极大民愤，最后终于不作不死，被其父母与弟弟联手打死。这样一起为民除害的事件，当地防御使仇超却枉顾民意，硬要“反杀”马汉惠的一家人偿命。宋太祖得知后震怒，不但推翻了原判，还把乱判案的仇超杖责后流放海岛。判错案，在大宋就这么严重。

对于克扣军粮等北宋末期的“常规操作”，放在宋太祖时代，更是不得了的大罪。比如建隆三年，蔡河务纲官王训因为在军粮里掺沙土，直接被宋太祖下令在闹市里处决后分尸。而且除了惩办直接责任人外，宋太祖也喜欢“一抓抓一串”。一个官员出事，他的推荐人也照样要追责。建隆元年商河县令李瑶因贪污腐败被处决后，左赞善大夫申文伟并未直接参与李瑶案，同样因“失察”被追责。

甚至官员家属犯罪，在宋太祖看来，也同样要一块办。比如右赞善大夫王昭文的儿子盗窃府库，虽然王昭文没有参与此事，但也同样被罢免官职，悲催发配汝州。为了确保精准打击，宋太祖还热烈鼓励“民告官”。建隆二年时，大名县民郭贽就举报官府做事不公，结果一告拉下一片：县令程迪被流放海岛，兵部郎中被免职。对这类敢“实名举报”的典型，宋太祖除了保护，每次只要查实，也常赐官赐钱嘉奖。

如此做派，放在“优待士大夫”的北宋年间，显然非主流，貌似是奇葩的独一号。

但这“奇葩爱好”，换来的却是北宋王朝的迅速富强：宋太祖时代，晚唐五代的腐朽官风，短短数年间一扫而空。官员们“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甚至两宋灭亡多年后，元朝史官们依然艳羡的大书特书这辉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