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的敌人还是敌人

敌人的敌人是朋友，这是世界历史和国际政治中的一条铁律。但千年以前的东亚大地，尸积如山、血流成河的一场又一场大拼杀，却为这条铁律写下了一个空前的大例外。中国古代的“开国皇帝”中，没有哪位是靠“和平演变”而来的。大宋王朝的赵匡胤也不例外。不论是颠覆北周，还是兼并南方诸国，他指挥的军队气吞山河，所向披靡，始终处于上风。哪晓得随后在剽桿的北方游牧民族面前，同样的宋军却老是挨打受气，老是一溃千里。于是宋王朝老是割地赔款，老是称兄称臣，最后干脆彻底玩完。大宋一朝319年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一部“边患史”、“抗战史”、“吃亏史”。对付的敌人先是辽，接着是西夏，然后是金，最后是蒙元。一个比一个凶险，一个比一个不讲信义。大宋朝的从头至尾，从赵匡胤的“陈桥兵变”到陆秀夫背着皇帝跳南海，和平的日子屈指可数，战火一直没有熄灭。中国古代自秦以后延续了百年以上的几个“大朝代”中，宋可算是最软弱最糊涂最可悲可怜的一个。

当初，在一鼓作气搞定了10个小国以后，北宋先后开始了对辽和西夏“收复失地”的战争。战争进行了半个多世纪，到11世纪中叶（1044年）才暂时停息。在这以前和以后，宋王朝都只能屈辱地靠每年送钱送物勉强维持住彼此间极不可靠的和平。“万幸”的是辽并不只欺侮它南边的宋，它对其北边的女真族同样进行着敲骨吸髓的残酷压迫，激起了后者更凶猛的反抗。1115年，女真人正式建立金，立即就向辽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远在南方的北宋政权大喜过望，以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憧憬着“全世界受压迫国家联合起来”，乃遵循“远交近攻”的祖传秘方，马上（1117年）派赵良嗣前往联络，随后又于1120年另派人渡海去与金订立了更具体的“海上盟约”，约定宋、金双方南北夹击辽。岂料金军刚刚攻占了辽的首都，俘获了辽的天拃皇帝（1125年），气都没有歇一口，随即就乘胜进攻昨天的“朋友”北宋。愚蠢而懦弱的宋徽宗这才大梦惊醒，后悔莫及，急忙把帝位传给他的儿子宋钦宗（1126年），自己则躲在后面玩起了“离休”的把戏。然而，一切都迟了。仅仅一年以后，“翻脸不认人”的金兵就席卷了淮河以北的广袤土地，开进了繁华富庶的北宋首都开封城。可怜的北宋皇帝徽、钦二宗做了金兵的阶下囚，被押往数千里外的白山黑水之间，终日以泪洗面，数年以后便死在了遥远的异国他乡。12世纪20年代中国土地上的这一幕，留给了世人一个极惨痛的教训：敌人的敌人可能仍然还是敌人，甚至可能是更致命的敌人。这一幕还演出了一个“惊人的重复”：公元975年，当赵匡胤势如破竹地灭掉了软弱的南唐，将南唐后主李煜押送到北方的开封城时，他绝对想象不到，一个半世纪以后，他的后辈也要重走这一完全相同的“囚徒之旅”——何其相似的朝廷，何其相似的命运，一个北宋，一个南唐。赵佶和李煜都是荒于政事的亡国之君，又都是伟大的艺术家。徽宗赵佶最出色的是绘画和空前绝后的瘦金体书法，诗词则一般。因而，他在囚徒生涯中所写的“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山南无雁飞”，虽然也抒发了悲愁困顿，也算是情真意切，简明流畅，但从艺术水平讲，就远远比不上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那样惊天动地的千古传诵了。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庸庸碌碌、行尸走肉般的皇帝多的是。也只有赵、李这样不多的几位才华横溢的末代君主，才能引起我们无尽的叹息。

这是历史的重复。当千百万大宋的臣民为“亡国”而痛心疾首之时，李煜的后裔们此时此刻却是在暗暗拍手称快吧。

历史在血雨腥风中摇摆着前行。到了13世纪初，先后与北宋、南宋互相厮杀了一百多年的金王朝，此时也面临着自己北边新崛起的蒙古军队的巨大威胁。金的统治者自顾不暇，没有多少余力欺侮他南面的宋王朝了。这真是恶人有恶报。面对这样一个“三国鼎立”的崭新局面，眼光远大的政治家假如冷静地审时度势，深刻吸取百年以前北宋与金联手灭辽后金兵马上挥戈南下的惨痛教训，当然应该采取崭新的对策。然而，沉浸于“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的临安城里找不到这样清醒的政治家。即使有那么一两个，也势单力薄，得不到广泛的支持。100年来，金的铁骑对宋朝人民的反复掠夺和野蛮屠杀所激起的巨大仇恨，北宋的亡国和徽、钦二帝被虏所带来的奇耻大辱，使南宋的君臣人民都冷静不下来。眼前的敌人又一次掩盖了远方的敌人。于是，相隔107年，同样的一幕悲剧在同一块土地上重演：1233年，南宋与蒙古军约定“夹击金国”。哪想到宋军遵约刚收复了开封、洛阳等地，蒙古军就马上前来争夺，一点没有“盟军”的友好姿态，而是毫不留情地把宋军打得弃城而逃，由此拉开了长达40多年的“灭宋之战”的帷幕。

到了这时候，一度被眼前的血海深仇蒙住双眼的南宋上下真不晓得后悔到了什么地步。除了破口大骂，还有什么辙可想？本来，在更强大的蒙古军面前，南宋即使在感情上无法与金结为同盟，至少也应该保持中立，在蒙、金之战中坐山观虎斗，叫他们两败俱伤，说不定还可以实现从岳飞到陆游一干人的伟大理想：“王师北定中原曰。”或者至少也可以继续偏安东南，不至于那么快就沦于蒙古军之手！

从来都讲“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宋当年吃了金的亏，尚可以说是缺乏经验，被“迷”住了，就像咱们现在经常说的“交学费”。但后来的南宋已经有了一个不短的时间距离，怎么也是一个“旁观者”，却仍然不能总结教训而再次被“迷”？可见“当局者迷”虽然不乏例子，“旁观者昏”也并非不可能。无情的历史惩罚的是老犯同样错误的民族，把蒙古族人推上了统治者的地位。对狡诈的蒙哥和忽必烈等人而言，“敌人的敌人是朋友”这个口号他们只是口头上叫叫。他们心里想的一直都是“敌人的敌人还是敌人”。

有了这些教训，以后的政治家们对这句口号半信半疑的就多了起来。不论是中国的政治家还是外国的。1643年，李自成率军攻占西安以后，与明王朝为敌的大清统治者致信李自成，要求与其结盟，“协谋同力，并取中原”，遭到了李自成的断然拒绝。李自成肯定听说过宋朝亡国的教训。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按理说法西斯德国的敌人肯定都是朋友。但是翻看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后来撰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你会发现即使在大英帝国最艰难危险的时候，丘吉尔也始终没有把苏联作为真正的朋友。他对斯大林的任何要求和建议都持怀疑态度，都要留一手。1944年8月，当苏联军队已经打到维斯杜拉河东岸，与波兰首都华沙隔河相望的时候，被德军占领的华沙爆发了人民武装起义。丘吉尔在《回忆录》中指责苏联军队隔岸观火，拒绝援助起义人民，听凭德军将起义残酷镇压下去。苏联方面则反驳说华沙起义是“一小撮罪犯发动（的）华沙冒险事件”，华沙起义领导者是“波兰地方贵族政权的败类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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