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为什么重农抑商

　　我们都知道美国、韩国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看似很民主，其实都是受到大财团的控制，没有大财团在背后支持，一个普通老百姓根本不可能被选为总统。从这一方面来看，“重农仰商”的政策实际上也展示了古代统治者不愿权力被任何人挟持的专制思想。

　　“重农仰商”这一自然经济时代的基本国策的拟定并不是因为古代粮食不够吃，所以需要大力发展农业，尽管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生产力低下和“靠天吃饭”的缘故，古代的粮食一定程度上确实不够吃。

　　但是“重农仰商”的基本国策的形成却并不是基于这一点的考虑而出发，《商君书·农战》形容说“今境内之民皆曰：“农战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随从外权，上可以得显，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具备，国之危也”。

　　这话的现实考虑是如果大家都不去做农活了，个个都去做生意，去做官了，那么国家就危险了。像古代本身生产力就落后，加上社会制度的不完善，官员的工资都是拿粮食来结算，再者行军打仗都需要大量的粮食，那时候又没有进口的说法。

　　因此就必须得限制商人的过度发展，让老百姓安安心心的种地。

　　所以形成“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的政治动机，这所谓的“圣人之治”实际上正犹如《道德经·第三章》中所描述的“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但“重农仰商”并不是一种无为之治，其恰恰是建立在为了更好管理社会以及有利于统治者的基础上，在自然经济时代农业无可争议的是国家产业主体，那么农民无疑就是生产经济的主力群体，作为生产者，那么农民的社会地位必然要比并不作为第一生产者的商人要高，这一点连手工业也莫不如此。

　　从另一方面来说，特殊的地理位置也决定了“重农仰商”的形成，与欧洲诸国大力发展海上贸易不同的是，由于地处东北亚腹地，拥有广阔的内陆土地以及温和的气候，再加上封闭的地理，这些因素都决定了我国古代一直过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活。

　　譬如乾隆皇帝就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其实这个还真的不能怪人家乾隆说目光短浅，毕竟清朝的疆域确实大，完全可以过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活，这也就不难怪乾隆为什么不想和外国人做生意了。

　　这种政治意识形态直到明清依然没有改变，秉持着地大物博的观点，历代统治者并不谋求从海外贸易中发展经济，因此“海禁”的发生并不全然是为了禁止海外贸易，其本质原因还是加强统治者在沿海一带的稳定。

　　为了这种统治所要求的稳定，统治者宁愿放弃商业经济上的巨大利益，从而换取稳定的统治环境，晁错就在《论贵粟疏》中指出说“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

　　在古代有一大批官吏群体比较清醒的认识到了社会现状，绝大部分都支持“重农仰商”的国策，实际上反映的就是在“自然经济”时代，土地就是一切，既是民众，也是国家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