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灭亡前，崇祯皇帝真的不想跑？

对于李明睿的主张，光时亨肯定清楚其中的背景，知道这不是李明睿的个人意见。光时亨之所以仍旧有胆有言，同样有着深厚的背景，支持他的便是陈演。

周延儒罢相身死，陈演代为首辅。《明史》称陈演为人“既庸且刻”，事实上陈演聪明绝顶，他知道一旦崇祯“南迁”，他自己就会带队留守京师，下场不会比周延儒更好。皇帝“亲征”南迁的第一方案搁浅后，其后太子监国变相南迁的方案，同样遭到光时亨的阻挠。《石匮书后集》载：李明睿等奏请太子监国南京，而光时亨曰：“奉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

唐肃宗即李亨，唐玄宗李隆基第三子，唐玄宗西逃时经马嵬驿兵，李亨继位，后在宫廷政变中惊忧而死。光崇祯内心并不愿唐玄宗、唐肃宗历史的一幕重演，光时亨此语，显然刺他的心病，最终被迫无路可走，死守京师，直至自尽。

如果没有光时亨的反对，如果朱由检真的迁都南京，如果大明朝后与李自成或满清一方出现政治联姻……历史的万般假设，因为光时亨的出现，一切都成为泡影。无论如何，光时亨事实上改写了历史。这位光时亨，究竟何许人物？

光时亨（1599－1645），字羽圣，号含万，桐城人。

关于光时亨，野史中的形象，那是相当灰暗，只有轶事，显出格外的生动和有趣。

光先生的著名商标叫“鸟人”牌，人称“洗鸟御史”。据说当年的温总理（首辅）体仁大人，外面的形象很威猛，里面的形象却很猥琐。按照祖传秘方，光时亨每天坚持用“洁尔阴”之类给温总理冲洗阳物，直到大人活力再现。光先生为自己洗出了前进的道路，从县里调到了中央机关，把自己洗成了监察御史。

光时亨家乡的史籍，则完全不同意这类损人不利己的说法。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对光时亨总的评价是：光先生“少有俊识，敢决事，性不能容恶”。《桐旧集》记曰：光时亨“性刚直，独立无援，忌者以阴迁为名诬杀之。海内知其冤，莫不相向流涕。” 《桐旧集》中收录的光时亨第一首诗，便是《南楼誓众》，完全是一个国难担当者的壮士形象：“人臣既委质，食禄当不苟。受事令一方，此身岂我有。即遇管葛俦，尚须争胜负。矧今逢小敌，安能遽却走。仰誓头上天，俯视腰间绶。我心如恇怯，有剑甘在首。读书怀古人，夙昔耻人后。睢阳与常山，不成亦匪咎。沥血矢神明，弹剑听龙吼。”

从人物的禀性到为官处事，地方史对光时亨的看法，都与相关正史、野史迥然相异。据《桐城耆旧传》等地方史籍记载，光时亨崇祯七年（1634）进士，初授四川荣昌知县。这个时候，陕西流贼已经蜂起，天下大乱。县里有一邦热心公益的志愿者，筹集了一大笔资金为县城修桥。光时亨说：贼早晚要到，城墙破旧，应当毁桥买船，用修桥石来修整城墙。在做好群众工作的基础上，光县长果断拍板：稳定压倒一切，先抓维稳，后搞建设！城墙修好，流贼也来了。现在，城墙很坚固，河上又没了桥，流贼自认倒霉吧！

光先生的先进事迹，传到了最高领导人那里，崇祯皇帝亲自接见了他。面对领导的提问，光先生又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朱由检感动了——“当对时，上为起立注视者三”。领导一般都很矜持，现在居然从位子上站了起来，一遍又一遍地欣赏你，光先生真是太有才了！

桐城地方文史中的光时亨，实在太完美了。为什么完美，因为还有一段：“桐城岁用兵，又年比不登，漕米三年未缴清。布政下檄补征，民疲病，无以纳，公疏请免之。”帮老家的百姓免交农业税，比给一个困难户发两百块钱强多了。看来，一个人做好事并不难，难的是真诚为家乡做好事——老乡不送你土特产，但会记住你几辈子！

光时亨有没有投降李自成呢？野史答案是肯定的，说是李自成攻城时，光时亨与王章同守阜成门。王章尚在殊死抵抗时，光时亨拖着王章就跑。王章说：“事已至此了，你还怕死啊？”光时亨答曰：“这样死掉了，和普通士卒有什么区别？不如我们进城找皇上，找不到再死，那时死还不晚呢。”两人就这样走着，迎面撞上贼兵，王章大呼：“吾视军御史也，谁敢犯！”旋即被刺死。光时亨呢？“仓皇下马跪”，就这么一声不响地投降了！

桐城地方文史，更不同意这些说法：北京城陷落时，光时亨正与御史王章巡城，王章被杀，光时亨大腿伤，逃入尼庵。半夜，准备追随崇祯上吊，被尼姑救了，没死成。过御河时，他与御史金铉一起投河，结果金铉死成了，光时亨没死成。天意如此，光时亨“遂潜行南还”。

都是后世文人的追述，哪一种可能正确？应该是桐城文人的说法靠谱些。如果光天化日之下已当了叛徒，那就倒不如再当回叛徒，投李自成是投，投满清也是投，何苦只接一次客就洗洗从良，还自己跑到老东家这里来送死？可以侮辱人家的品格，不要侮辱人家的智商。

但《甲申传信录》、《弘光实录钞》等野史认为，光先生确实在李自成那儿闪过。《明季北略》“北回目击忠逆定案”更是记到，光大人在李自成旗下受宠若惊，又怀着万分复杂的心情，给尚在南明统治下的儿子写信：“闯逆召见，面加奖励，随谕以原官视事。时亨寄书其子有云：‘诸葛兄弟分事三国，伍员父子亦事两朝，我以受恩大顺，汝等可改姓走肖，仍当勉力读书，以无负南朝科第。’”

光大人这水平，也不能说就比诸葛先生差。对国际形势的研判，历来都有个准确率问题。依光大人的观点，李自成完败不太可能，将革命进行到底也不太可能，天下大势，中国再现“南北朝”或“三国”模式，当有相当的把握。那么，以诸葛前辈为榜样，孩儿们在南朝参加科举，老夫在北都工作，咱们几处做裸官，最终哪棵树倒了，都不太碍事……

如此看来，说光时亨投靠了政治暴发户李自成，当是可能的。可信度不是说的人多，而是符合情理——国际形势太复杂，谁有能耐谁看得准？明清易代之际，不读书的人看起来都像是三国，自己在新公司试运气，让子女报考老国企，别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样的光大人才算得上精明。

但这事似乎又不可靠谱，因为没过多久，光家的公子即大喊冤枉，黄道周很是同情，便走唐王的路子，为其办理了平反手续。如果正规的平反文件都不算数，历史也就没法子再读了。

无论光时亨的人物属性是正面还是反而，叛变没叛变，是否得罪人，他都是必死无疑，因为他确实犯了一桩弥天大罪，只是写在野史里不够吸引眼球——这个罪名明律上没有，中国唯一，世界唯一，且专为光先生量身定做，名曰：“阻南迁”！光时亨的旁征博引，让崇祯帝道义上体无完肤，堵死了崇祯的后路，只得违心固守北京。

事后，崇祯对光时亨咬牙切齿。

(“崇祯通宝”背马图花钱)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在《洪业——清朝开国史》中谈到“南迁”不成时，有这样一段透辟的分析：“这对后来满清占领北京时的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满清比较完整地接管了明朝的中央政府，拥有了他们最缺乏的东西，由此接手了明朝几乎全部汉族官吏，依靠他们接管天下，并最后征服南方。崇祯帝的决定还导致诸多皇室宗亲继承权利的暧昧不定，以致派系倾轧，削弱了南明政权。”

光时亨不反对——朱由检南迁——明朝不亡，无论这个逻辑是否成立，朱由检不上吊，肯定是成立的。

确定不走，坚守不过是一句空话。坐困京城的崇祯帝，很快处于李自成的兵锋之下。在这个紧要关头，崇祯帝收到了蓟辽总督王永吉、顺天巡抚杨鹗的密奏，二人请撤关外四城，退守京城。崇祯帝异常激动，召集阁臣陈演、魏澡德等商议。但是，“无故弃地二百里，臣不敢任其咎”，他们谁也不愿承担“弃地”的责任，崇祯帝报之以苦笑而不了了之。直到三月六日，崇祯帝才下定决心，下令弃宁远，征召吴三桂、蓟辽总督王永吉、蓟镇总兵唐通、山东总兵刘泽清率部入卫，但这些显然来之太晚。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六日，李自成军攻陷昌平，十七日攻至西直门外，勤王部队尚无踪影。十九日，天刚破晓，太监王相尧以宣威门投降，农民军队浩浩荡荡开入城中，守卫正阳门的兵部尚书张缙彦、朝阳门的朱纯臣也先后开门迎降，北京内城陷落。崇祯帝亲自在前殿鸣钟召集百官，可钟声没有召来一个人。面对冲天火光守，崇祯帝去冠冕以发覆面，光着一只脚，与太监王承恩登上了煤山寿皇亭。在这之前，崇祯帝密令收葬了魏忠贤，重复的一句话是：“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

(明代黄花梨雕龙)

最后的关头，崇祯帝否定了自己的一生。他在衣襟上愤然留下了这样的话：“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然后，与王承恩自缢身亡。

“言伪而辩，行僻而坚，心生执拗，居高位必误天下苍生者。”这话大半出于《春秋》，据说后来有人将这句话送给了王安石。其实，这话更适合送给崇祯皇帝朱由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