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明诚误服寒药至死的吗

赵明诚（1081_1129)和李清照（1084—？）是一对令人钦羡的夫妻。他们志同道合，甘于过粗茶淡饭的生活，而沉湎于金石古籍的整理研究之中，编成了学术价值很高的《金石录》三十卷。靖康之难，北宋灭亡，他们平静的生活也被打破。赵明诚被南宋王朝任命为建康知府，好不容易熬到建炎三年（1129)卸任，一家人准备迁往赣水边上定居，赵明诚却又被任命为湖州知府，并要他到建康去觐见皇帝。

于是，他只好将家人暂时安顿在池阳，于当年六月独自赴召。由于大热天长途跋涉，到达建康后就患病不起。李清照在带有传记性质的《金石录后序》中记述了当时的过程：“(明诚）途中奔驰，冒大暑，感疾，至行在，病店。七月末，书报卧病。余惊怛，念侯性素急，奈何病店或热，必服寒药，疾可忧。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柴胡、黄芩药，疟且痢，病危在膏肓。……八月十八日，遂不起，取笔作诗，绝笔而终。“

赵明诚之死，对李清照的打击极大，她曾写下《祭赵湖州文》，其中有这样沉痛的句子：“白日正中，叹庞翁之机捷；坚城自堕，怜杞妇之悲深!”前句借唐代居士庞蕴的典故，悼赵明诚壮年早逝，后句借杞梁妻哭倒长城的传说，抒写自己内心的沉哀。当然，让李清照悔恨最深的还是赵明诚病时，她身在池阳，不能亲侍汤药，以致明诚在患店疾（培疾）后又误服寒药，导致病情恶化而亡。清照既有此说，后世学者也就对此深信无疑了。

其实，李清照的说法大有偏颇。许均颐提出如下之说：

首先，黄芩、柴胡是可以治拒疾的。据《本草纲目》记载：“(黄芩）主治诸热黄疸，肠擗泄痢……治热毒骨蒸，寒热往来。”而“(柴胡）主治寒热邪气，……肺疟、肾疟、十二经之疮，有热者皆可用之矣。”黄岑、柴胡不但可以退寒热，治诸疟，更能止“泄痢”，只不过二者治病的药理不同罢了。直到今天，中医对拒疾患者的治疗，仍以黄芩、柴胡、常山、穿山甲、草果、知母等煎服为最佳处方。因此,李清照认为赵明诚是因黄芩、柴胡致泄痢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其次，李清照先是猜测赵明诚“必服寒药”，后证实他“果大服柴胡、黄岑药”，可见清照所指的寒药就是黄考^柴胡。其实，古代医籍对黄芩、柴胡的评估都是“味苦、性平、无毒”，并不认为二者是寒性之药。而清照仅仅按照一般常规，认为味苦之药必定寒，寒药大服必致痢，如此，一步步推出错误的结论。究其渊源，还是对于黄芩、柴胡等药性的错误理解。

那么，赵明诚究竟是患什么病而致死的呢？我们来看“店”的字义。《说文解字》说:“店，有热疟。”段注：“有热无寒之疟也。”《正字通》：“多日之疟曰店。”《左传》孔颖达疏曰：“痃是小疟，店是大疟。”《方书》云：“有单疟，有一日、二日至十日疟，二日一发疟曰痠，多日一发疟曰店。”由此可以知道，赵明诚患的是多日一发之培，也就是现代西医所说的恶性癌疾，它不同于间日疟和三日疟，是疟疾中的重症。其症状往往比较复杂，发热时间也较长，往往会引起凶险发作。

发作时不仅热冷骤起，还会引起泄痢、抽搐、狂躁等症。而赵明诚在夏五月得到知湖州的任命，六月十三日告别妻子，赶往建康。时值盛夏，蚊子多，正处拒疾的好发季节，又是处在旅途中，卫生条件差加上劳累过度，就造成免疫功能降低，使疾病乘虚而入。恶性拒疾的潜伏期较长，一般可在十天至四十天，起病时的病症也较一般，易为疏忽，渐渐损及内脏，才生骤变。故而，明诚病后，滞留建康，迟迟不告诉李清照，直至七月末，才“书报卧病”。

照推算，明诚染疾至“书报”至少已迟延了一个月左右，等到清照闻讯赶来，早已进入晚期。大凡拒疾到此时，病人肝脾肿大，胃肠道黏膜出血感染，泄痢之症日益严重，最终告不治。清照见到的赵明诚，已处于这种情况，以至于清照“悲泣仓皇，不忍问后事”。赵明诚的症状与一般恶性_疾的症状是十分吻合的。

总之，赵明诚是因疾病的需要而服用黄芩、柴胡，而黄芩、柴胡并不会加重他的病情。因此，赵明诚的死主要是由于恶性拒疾，而不是因为误服“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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