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最大的受益者是谁

1936年12月12日，东北军将领张学良、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及其随从人员。一时间，南京国民政府、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苏联、日本等各方展开博弈，普遍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最大的受益者。

西安事变中，苏联的态度成为影响事变发展方向的一大因素。在此之前，中共曾与张学良计划建立西北大联合，依靠苏联的物资和技术援助共同抗日。事变发生后，由于是日本报纸最早对外报道，又国民政府前主席汪精卫当时正在德国与希特勒会晤。而日德双方已在1936年11月，签订针对苏联的《反共产国际》协定。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认为西安事变是日本的阴谋。苏联的《真理报》、《消息报》公开谴责张学良为亲日派，“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抓蒋介石是适应日本的要求”。中共方面意图借事变除掉蒋介石的计划，也让斯大林感到震怒。据共产国际领导季米特洛夫的日记描述，西安事变发生后的12月14日深夜，斯大林突然给他打电话质问：“你的那个王明是个什么人？挑事的奸细？他居然要发电报毙了蒋介石！”

斯大林认为张学良分量不够，中共也一时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若打倒蒋介石必然引起中国内战，只能有利于日本。苏联对事变意义的不认可，一时让中共陷入被动。斯诺在《红色中国杂记》一书中记载当毛泽东收到斯大林要求他释放蒋介石的电报时，毛泽东勃然大怒，一遍咒骂一遍跺脚。张学良本人得知苏联的态度后，更有被欺骗之感。

事变发生后中国国内的反应也出乎中共及张学良、杨虎城等人的意料。事变前，在日本侵略中国步步紧逼下，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军事政策越发不得人心，中国国内、国民党内部地方实力派酝酿着强烈不满情绪。事变后，蒋介石被拘，之前涌动的“反蒋”潮流不但没有扩大，反而转向为“拥蒋”。蒋介石的落难更受到舆论支持，中国《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发表《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要求立即释放蒋介石。南京政府将印有这封信的《大公报》翻印四十万份，用飞机运到西安空投散发，对东北军心动摇作用尤大。

而在南京政府方面，各路诸侯各怀鬼胎，形势严峻。赴西安与张学良面谈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曾两次致电中共中央，汇报他掌握的情况：“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敌手。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战为条件来西安，汪将回国。”事变不久，宋美龄、宋子文担心蒋介石的安全，于22日偕蒋介石的顾问抵达西安。蒋介石授意他们从中斡旋。事变后，日本反应迅速。事变发生第二天日本外务省即召开紧急首脑会议，确定“静观其变”的态度。12月18日，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准备根据蒋介石可能提出的声明和要求而采取适当的自卫措施”。

在积极准备干涉的同时，日本还企图以防共的名义，支持中国扩大内战。初步得知蒋介石被扣西安的消息时，中共领导层曾迅速达成一致，“如果让蒋氏活下去，无异是养痈遗患”。但随着局势的发展，尤其是苏联的反对，日本的咄咄逼人和国内舆情的转变，杀蒋显然于大局不利。中共遂争取采用和平方式解决。此时，事变主角张学良、杨虎城已成全国众矢之的，内部军心不稳，外有大军压境。而蒋介石在宋美龄、宋子文到西安后，态度也转缓。

这样，在各方角力下，西安事变得以在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两星期至一个月可竟全力者，几全毁于一旦。”意即假如没有这场事变，中共将很快被消灭。当时红军初到陕北不久，经过长征后数量大减，西路军全军覆没，苏联援助无法陆路取得，又受到国军持续围剿，处境确实艰难。联系到事变后，尤其在整个抗日战争阶段，中共力量得以迅速壮大的事实。西安事变无疑成为其由弱变强的转折点。

然而，事实的另一面是，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围剿红军的战绩一直不佳，经常整团整师被全歼。尤其1935年11月，东北军第109师在直罗镇战役中全军覆没，为中共在西北建立和扩大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所以，在西安事变前，红军已呈越战越强趋势。张学良改变反共立场，接受中共联合抗日的主张，也有挽回战场失败颜面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