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祖誓碑和太祖誓约是什么

南宋陆游的《避暑漫抄》抄录了《秘史》记载的一件事：宋太袓于建隆三年（962)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平时用销金黄幔遮蔽，门钥封闭甚严。太祖命令有关部门，唯太庙四季祭祀和新天子即位时方可启封，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届时只有一名不识字的小黄门跟随，其余皆远立庭中，不敢仰视。天子行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然后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

北宋的各代皇帝“皆踵故事，岁时伏谒，恭读如仪，不敢泄漏”。直到靖康之变，金人将祭祀礼器席卷而去，太庙之门洞开，人们方得看到此碑。誓碑高七八尺，阔四尺余，上刻誓词三行：一为“柴氐（周世宗）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曹勋的《北狩见闻录》也记载了一件事：南宋建炎元年（1127)七月，跟随宋徽宗北迁的閤门宣赞舍人曹勋自金朝燕山南归，传达徽宗给其子高宗的寄语说：“艺祖（太袓）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故七圣相袭未尝辄易。”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王明清《挥麈后录》《宋史•曹勋传》也有相似内容。

以上便是太祖誓碑和太祖誓约的较早记载，其内容与北宋初期的国策有密切的关系，弓丨发了学界的关注及争议实在情理之中。

部分学者否定誓碑及誓约的存在，认为：太袓在位时，并不少杀大臣，据《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有八十八人之多。誓碑规定优待柴氐子孙，但太袓在即位当年就将周恭帝母子迁到西京，在立碑的那一年又将他们迁到房州，这些做法显然与誓碑大不一致。

其次，誓碑的收藏方式过于奇特，这种安定人心的誓约完全可以公开，以显示其帝王的胸怀，何必隐藏得如此神秘？再则，宋徽宗在遭金人掳掠、备受屈辱之际，寄语告诫后人的不是如何与金人交涉、如何收复故土,而是有关誓碑的事，实在是有悖于常理。因此，这些学者认为，此乃宋高宗为了笼络人心换取支持的一种权术，太祖誓碑纯属子虚乌有。

也有学者认为：北宋初年重文抑武、以文臣驾驭武将的国策确实存在，优待士大夫、不轻易诛杀大臣也是事实。在范仲淹、蔡確、吕大防、曾布、章惇等重要大臣的言论中，也多次提及袓宗家法。但是,家法的存在，一方面激发了士大夫的人格尊严，另一方面也使他们获得特权，使得一些人无所顾忌，触及皇权利益，这时，统治者是有可能将家法置于脑后的。不杀并不等于绝对的不能杀，但诛杀大臣确实不是北宋统治者国策的主流。因此，即使没有碑，与碑文类似的家法誓约还是存在的，决非高宗的伪造。

关于誓碑和誓约物理上的存在与否，有的学者对此深信不疑，认为《避暑漫抄》抄录的原文细节颇详，必有所本。有学者表示怀疑，认为若真有这样的誓约存在，按理说是不应该秘而不宣的。有的学者是将两者合二为一的，认为藏在太庙的，就是誓约或者誓碑。

但有的学者却认为，誓碑不足为信，但是誓约是否存在，可作进一步研究。因为太祖誓约一事有明确可信的史源，没有理由怀疑它的真实性。至于太祖誓碑，虽然故事本身似乎没有什么破绽，但从文献学途径分析，毕竟史料来历不明，出处待考，又缺少必要的旁证材料，宜以审慎态度对之。

太祖誓碑及誓约的真伪，期待有真相大白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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