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函心史》是什么

明崇祯十一年（1638)冬季的一天，苏州承平寺的一个僧人达始在淘挖枯井时，意外地捞到一件东西。起初，他以为是块砖，洗净一看，原来是个密封的铁函，他不敢打开，把它放在佛龛上。好奇的人们议论纷纷，都想一睹为快。于是，铁函在众目睽睽下被打开，里面装满石灰，石灰中又藏有一锡匣，锡匣用火漆石蜡密封。

在这重重包裹中赫然映入人们眼帘的，是一部折成卷的书稿，缄封上题“大宋孤臣郑思肖百拜封”十字。在场者无不惊诧，消息不胫而走。第二年，这书稿的刻本即以《心史》为名流传于世。由于它奇特的收藏方式和奇特的发现过程，人们也称之为《井中心史》或《铁函心史》。

郑思肖（1241—1318)是宋元之际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自幼深受父亲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宋亡后坚决隐居不仕。他自取名为“思肖”，寓意“思趙（赵）”。他的居室匾额题为“本穴世界”，乍一看不知是什么意思，实际上，移“本”之“十”置于“穴”中，即为“大宋”二字。他善画墨兰，但不画土、根，意为土地已被元夺去，大宋失去根基。

这样一位充满爱国热情的人，目睹蒙古入侵军队的暴行与宋朝廷丧权辱国的无能，痛感报国无门，就将满腔悲愤付诸笔端，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与文章，《心史》就是他三十五岁至四十三岁间(1275-1283,即南宋灭亡前后）的作品。书中内容大多是记南宋末史事，揭露蒙古军队的暴行，抒发爱国情感，议论慷慨，精言深意，片言只语皆不忘故国。这一思想基调，正迎合明清之际反对异族统治的政治需要，因此，《心史》迅速流传开来。为此书作序、作跋的明代学者有二十多位，谈迁、顾炎武等学术大家都著文介绍，给予较高评价。

然而，从清代中叶起，就不断有人怀疑《心史》的真伪，认为它并不出自郑思肖之手，而是后人的伪作。除了徐乾学、全祖望、袁枚等学者有所议论外，影响最大的要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X其理由是：一、《心史》文词蹇湿难通；二、记事与史实不合；三、未避宋高宗赵构讳；四、把大名鼎鼎的蒲寿庚写作“蒲受耕”。由此指出此书或为明浙江海盐人姚士舜的伪作。

“伪造说”一出，即受到厉鹗、姚际恒、査慎行等学者的批驳与责难，近代著名学者罗振玉、梁启超、黄节、余嘉锡、蒋逸雪等，也都肯定《心史》的真实性，对“伪造说”的理由作出了反驳。如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云，《心史》中凡有元字皆避去（“庆元”作“庆初”，“元年”作“一年”），盖恶其为胡元国号而去之。相反，凡遇大宋、国家、朝廷、君王、祖父，及宋之年号，必空一格，可见作者对大宋故国的敬畏。

偶然未避高宗讳，是明抄书者的妄改。又云，蒲寿庚原是阿拉伯人，写作“蒲受耕”本是音译不同而已，这是外语汉译中的常事，岂能以此作为伪书之证据？蒋逸雪《心史辨伪》进而言曰，对孤忠耿耿、血泪斑斑、读之莫不感奋而起的《心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独斥为伪书，不予著录，其原因是，清修《四库全书》的本意,就在于把影响其统治的书籍加以总检査、总毁灭。《心史》抒爱国之情,发亡国之忧愤，正是清统治者排斥的对象。因而四库馆臣秉承朝廷旨意，对《心史》横加吹求，最终列入禁毁书目。又曰，《心史》为国魂所系，非泛泛之作，不能不为之洗雪。这类辨其真的文字颇多，但是其影响均不敌流传最广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近年仍有人对《心史》持有异议。有些学者提出，书中在文天祥死前一年多（1281),已有祭文天祥的文字出现，是作伪者的疏忽。又说，书中有“必开大明之天”等语，正反映出《心史》作于明朝灭亡之后的迹象。对此，今人陈福康《论〈心史〉绝非伪托之书》一文认为，关于文天祥之死，或因作者偶听误传，或因作者意其必死，乃预作文章祭奠孤忠，这就如鲁迅先生在丁玲健在时，已作《悼丁君》诗一样，并没有人因此怀疑《鲁迅全集》的真伪。至于“必开大明之天”，只是文字上的巧合，并不寓反清复明之意，不足为据。还有学者从《心史》的保存方法、函沉经过以及郑氏传记资料和诗文的思想语言风格等方面加以论证，认为《心史》绝无可疑。

但是，清代学者的论说，在学术界的影响不可低估。目前，包括《辞海》在内的许多工具书，在“郑思肖”条下均写道：“又有《心史》，或疑为后人伪托。”看来，这部沉睡于古井三百多年后重见天日的奇书，要彻底拨开笼罩其上的疑云，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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