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钧儒：新中国首任最高院院长

1922年任《中华新报》主笔。同年6月北上，任国会参议院秘书长。8月，当选为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1923年6月，为反对曹锟贿选，坚辞秘书长职，赴沪，与离京议员一起频发通电和宣言，抨击、揭露和声讨曹锟的违法贿选。

1924年11月，沈钧儒等国会拒贿议员联合发表宣言成立国会非常会议，企图以此对抗临时执政段祺瑞及其提出的善后会议， 以维护《临时约法》。最终，无结果而散。

1926年任浙江省临时政府政务委员兼秘书长。

1926年9月，与褚辅成、沈恩孚、黄炎培等发起组织苏浙皖三省联合会，反对军阀孙传芳等，迎接国民革命军北伐。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与褚辅成同时被捕，险遭杀害。

1927年秋任上海法科大学(后改名上海法学院)教务长，他坚持民主办学，主张学术自由和自由结社，培养了不少法学专门 人才如著名法学家沙千里、林亨元等。

1928年后任上海法科大学（后改为上海法学院，1950年并入上海财经大学）教务长，并执行律师业务。

1933年创办正行女子中学，任董事长，1935年又亲任校长。同时在上海从事律师工作，以敢于主持正义不畏强豪而称誉于律师界。

1933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上海分会法律顾问委员会委员，后又当选为上海分会执行委员。4月，为营救被捕的陈赓等人，与宋庆龄、蔡元培等7人当选为民权保障同盟营救政治犯委员会委员。

1935年12月领导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表宣言支持“一二·九”学生运动。

“九一八”事变发生，沈钧儒义无反顾的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一·二八”战事爆发，他更是全力以赴的支援十九路军进行淞沪抗战。

1935年12月他与上海文化界的一些爱国进步人士马相伯、邹韬奋等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任执行委员。次年1月，扩大为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任主席，5月31日联合全国各界抗日力量组成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任执行委员兼常务委员，负责组织工作。

1936年救国会又发表救国宣言，同年5月参与宋庆龄、马相伯等领导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1936年11月23日，沈钧儒与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王造时、沙千里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为著名的“七君子”之狱。为了抗日救国，沈钧儒等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不屈不挠同反动派进行斗争，坚贞不屈。“七七”抗战后，国民党当局迫于形势于1937年7月31日将“七君子”交保释放。

1938年代表救国会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抗日战争时期，曾组织平民法律扶助会，为被迫害的人民、抗日军人家属及进步图书杂志义务辩护。还在汉口筹组抗日救亡总会。

1938年10月到重庆，自此，他便主要围绕着坚持持久抗战，坚持国内团结，反对妥协投降；坚持民主，争取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反对独裁；要求早日实施民主宪政等问题与国民党政府进行斗争。终为国民党所不容，被排除在1942年7月公布的国民参政会第三届参政员名单之外。

1939年9月初与邹韬奋、章乃器等在重庆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

1941年为调解国共冲突，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第三党性质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沈钧儒任中国人民救国会主席。

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12月救国会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改称为中国人民救国会，沈钧儒当选主席。

1946年1月任民盟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参加旧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共代表密切合作，争取和平、团结、民主、统一。当国民党反动派撕毁旧政协决议，下令召开伪国民大会时，曾代表民盟发表声明，坚决反对伪国大。

1947年民盟被国民党反动派非法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