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日事变是谁制造的

湖南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引起了湖南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资本家、中国国民党右派分子和一些反动军官的恐惧与仇视。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这些人迅速地集聚起来，迫不及待地在长沙发动了反革命的“马日事变”。

随后，何键委托其心腹军部中校参谋余湘三去湖南具体策划。余湘三到长沙后，取得了代省主席兼军事厅长张翼鹏的支持，选定许克祥的独立三十三团充当叛乱主力。许克祥本是一个惯于在军阀厮杀中东奔西投的亡命之徒，其父在湘乡老家受到农民斗争，对共产党怀有刻骨仇恨，一经余湘三等人诱以官禄，激以父仇后，就毅然充当了反共急先锋。1927年5月17日，叛乱干将余湘三、王东原、许克祥、陶柳、李殿臣、晏国涛、魏镇等人在小吴门外许克祥团部开会，决定用公开军事行动彻底摧毁共产党和各革命团体机关，推定许克样担任指挥，于5月21日晚上行动。

1927年5月19日晚，三十五军驻长沙留守处部队开始公开寻衅，收缴了工人纠察队10多人的枪支。三十三团许克祥部唆使伤兵向维持秩序的工人纠察无理取闹，并进行毒打。长沙城已呈“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面对剑拔弩张的敌人，中共湖南省委（原中共湖南区委）、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和湖南省政府虽然于5月20日夜采取了一些对付反革命的紧急措施。但由于全省工农武装尚未组织起来，各县农民的自卫武装还处于零散状态，又没有掌握可靠的部队，因此无力阻止反动武装对革命政权的进攻。

5月21日，即星期日的晚上，一场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武装政变在长沙发生了。是晚11时许，1000多名荷枪实弹的叛军，在许克祥的指挥下，分途向长沙城内各革命机关进行突然袭击，湖南省总工会、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和国民党湖南省党校是他们攻击的主要目标，其他革命机关，如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湖南省特别法庭、中国国民党省市党部及工运训练班、党员训练班等，均遭叛军疯狂袭击。至5月22日上午，被捣毁和袭击的革命机构达70余个。

叛军在长沙整整捕杀一夜，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和革命群众达100余人，被捕的40余人，被临时拘押的则无法计算。与此同时，在押的土豪劣绅则全部开狱释放。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总队奋起抵抗，同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但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没有能够击退敌人的进攻。因21日的电报代日韵目为“马”字，所以这次长沙反革命事变称为“马日事变”。

马日事变发生后，白色恐怖笼罩长沙。他们一方面改组省政府，召开所谓各界联席会议，成立中国国民党湖南救党委员会，篡夺了湖南省的党政大权；另一方面，采取贼喊捉贼的手法，声称此次事变是由省工人纠察队要缴军队的枪械，军队被迫自卫引起的；与此同时通电攻击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到处张贴“铲除暴徒”、“拥护劳苦功高的蒋总司令”等标语，大造反革命舆论。以此为掩护，在戒严的幌子下，继续在长沙进行反革命屠杀。不仅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死于屠场，即使毫无关系的也往往身及横祸。如北门外油铺街一木工晨出做工，衣服溅了泥水，顺手撕下一块已经破烂的反革命标语揩拭，即被指为“共产党撕毁标语”，就地枭首示众。

反动军官指挥的血腥大屠杀不仅仅发生在长沙，湖南其他各地也进行了同样的血腥屠杀。常德、溆浦、湘潭、湘乡、浏阳、衡阳等20余县，都先后发生了反革命大屠杀事件。据统计，马日事变后的半个月中，全省被屠杀的革命群众在1万人以上。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马日事变”的总后台不是何键。杨学东在《求索》1997年第1期及其著作《何键传》中著文指出，“马日事变”并非单纯军事性叛乱，其中包含诸多政治因素，它是以张翼鹏为首的，许克祥等“长沙五团长”为中坚骨干的，湖南“左社”集团密切配合的，党、政、军及社会各界反共群体的大反扑。临湘5月17日“左社”控制的地方团防武装叛乱，拉开了湖南反共军事政变的序幕，益阳19日、常德20日反共事件是在湖南的蔓延。长沙“马日事变”则是湖南反共军事政变进入高潮的标志，6月14日十路清乡电令将其推向顶峰。

其总后台、罪魁祸首不可能是何键，而是当时湖南实际上的最高军政长官——湖南省主席张翼鹏。张的所作所为，理所当然与其门生兼上司唐生智有密切关系。故中共第13号通告，将“马夜政变（即马日事变）”的魁首点在唐生智的头上，完全合乎逻辑。唐生智部第四集团军发动的“马日事变”，是武汉“七·一五”政变的预演和必要准备；而“七·一五”则是“马日事变”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最终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