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贪官为什么多

　　崇祯元年，朱由检坐上了大明王朝的头把交椅。即便只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小伙子仍是一门心思为大明续命。朱由检经常召见群臣经邦论国，发出了“文官不爱钱”的号召。“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

　　户科给事中韩一良，本是一名不经传的小角色，对于这一号召有自己的看法，于是就上书朱由检，问道：如今何处不是用钱之地?哪位官员不是爱钱之人?本来就是靠钱弄到的官位，怎么能不花钱偿还呢?人们常说，县令是行贿的首领，给事中是纳贿的大王。现在人们都责备郡守县令们不廉洁，但这些地方官又怎么能够廉洁?有数的那点薪水，上司要打点，来往的客人要招待，晋级考核、朝觐的费用，总要数千两银子。这银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从地里冒出来，想要郡守县令们廉洁，办得到么?”

　　而且他还拿自己举例：“我这两个月，辞却了别人送我的书帕五百两银子，我交往少尚且如此，其余的可以推想了。伏请陛下严加惩处，逮捕处治那些做得过分的家伙。”韩一良的户科给事中职位，在明朝只算一个芝麻绿豆的小官，但是位置很显要。

　　至于五百两银子，以当时对粮食的购买力估算，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二十万元，而明朝县令的月俸，每月工资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一千多元，足以见“赞助”之人出手阔绰。崇祯读了韩一良的奏疏大喜，立刻召见群臣，让韩一良当众念他写的这篇奏疏。读罢，崇祯拿着韩一良的上疏给阁臣们看，同时说道：一良忠诚耿直，可以当佥都御史。”

　　韩一良可谓一步登天。吏部尚书王永光坐不住了，他请求崇祯下令，让韩一良点出具体之人，究竟谁做得过分，谁送他银子。但是韩一良藏着掖着，显出一副不愿意告发别人的样子。于是崇祯让他密奏。等了五天，韩一良仍是谁也没有告发，只举了两件旧事为例，话里话外还嘀咕了王永光几句。崇祯再次把韩一良、王永光和一些廷臣召来。年轻的皇上手持韩一良的上疏来回念，声音朗朗。念到“此金非从天降，非从地出”这两句，不禁掩卷而叹。

　　崇祯又追问韩一良：五百两银子是谁送你的?韩一良仍是东扯西扯，最后竟推说风闻有人要送，惹得朱由检龙颜大怒，拉着脸对大学士刘鸿训说：“都御史岂可轻授?”韩一良因为自己的奏疏前后矛盾，被朱由检撤了职，平步青云的机会就这样丢掉。但是，韩一良宁可崇祯撤掉自己的官职，断送大好前程，甚至顶着将他治罪的风险，硬是不肯告发那些向他送礼的人，这必有原因。

　　难道只是怕得罪人?给事中和都御史都是明朝负责纪检的官职，这种行为乃是他的本职工作，也是他获得声望的源泉。怕得罪人这种解释站不住脚。其实韩一良的奏疏中存在一个矛盾，就是通篇都在证明爱钱有理，证明清朝的官吏们不可能不爱钱，也不得不爱钱。韩一良说得对，明朝官员的正式薪俸，确实不够花。

　　而他开出对策，却是严惩谋求俸禄之外收入的人，这恐怕就不那么对症下药。明朝官员的正式薪俸是历史上最低的。巡抚每年的名义工资不足600石大米，折成现在也就一万多元;知州一级的每年的名义工资是不足200石大米，月薪不足四千元;至于县令，名义上的薪水是90石大米，合月薪不足两千元。

　　这里还只是“名义上的薪俸”，因为明朝官员们实际领到的工资并没有这么多。那时发的是实物工资，领回家的有大米，有布匹，有胡椒和苏木，也有银子和钞票。不管领什么，一切都要折成大米，于是这个折算率就存在一定的门道。成化十六年，户部硬把市价三四钱银子的一匹粗布，折成了三十石大米。而三十石大米在市场上值多少钱?至少值二十两银子。

　　如按照这这种折算率，完全以布匹当工资，县令每年只能领三匹粗布，在市场上只能换一两银子，买不下两石大米。所以说，明朝中枢几十倍、上百倍地克扣明朝官吏的工资。明朝的县令每个月实际领到的薪俸，其实际价值不过一千多元，而每家的人口至少有五六个，多的十来个，平均起来一家六七口人，全指望紧巴巴的薪俸。此外，在成化十五年之前，明朝官员退休后没有薪俸。

　　如户部尚书杨鼎退休，是特地加恩每个月仍给米二石，也算是退休给米的先例，其他人可想而知。所以，这也是韩一良这位御史之位都没焐热的佥都御史，宁愿被革职也不愿意说出真相，以至于清朝则开发出“养廉银”的路数，当然也只是割肉饲虎的一厢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