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延昭为什么被叫作杨六郎 杨延昭家中排行第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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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听起来似乎有点荒唐，但实则不然，而且细究起来也很有意思。杨业有七个儿子，史书对此有明确记载，但排行问题却往往发生争议，分歧最多的就在于“杨六郎”是不是第六个儿子。

宋史《杨业传》：“业既没，朝廷录其子供奉官延朗为崇仪副使，次子殿直延浦、延训为供奉官”，其余三子并为殿直，再加上随同杨业战死的延玉，一共是七个儿子。除了杨延朗，史上都只提到了他们的名字，没有详细的事迹交代。

根据史料分析，杨延昭比杨延浦以下的五位都要大。《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太平治迹统类》与宋史的记载大体一致，称杨业死后，朝廷“录其子供奉官延朗等五人”，没有包括最小的孩子延彬。按宋代律例规定，未满15岁不能赠官，当时延彬年龄尚小，所以并未受封。《太平治迹统类》是宋人彭百川所撰，书中记载了很多宋朝典故，对朝廷大政及诸臣事迹记录得比较清楚，与《续资治通鉴长编》一样，成书都比《宋史》要早许多年。

《宋史·杨业传》称延昭为“其子”，后面延浦等人只称“次子”，显然延昭应该比延浦等五人大，他不可能排行第六。而从年龄上推算，杨延昭也不可能是老六。杨业死时约五十六七岁，当时杨延昭29岁，老七还不足15岁。如果杨延昭为老六，则与老七年龄相差太大，也就是说，杨业在27岁之前的5年时间里要连生6子，而在其后的十几年里才生第七子，这看起来似乎有点荒诞。

还有人提出大排行之说。杨延昭在杨业的儿子中排行不是第六，但有可能在杨氏一族的大排行中居第六。这话听起来有一定的道理，也有一定的依据。大排行的风气，唐代最盛，到宋时也一直沿用。但据欧阳修的《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提供的资料推算，即使是杨家一族大排行，杨延昭排行第六的可能性也很小。杨继业与杨重勋是兄弟，杨重勋的儿子比杨延昭还小。而且很显然，杨家将故事中称其为六郎也是按着自家兄弟的顺序排的，不存在什么大排行问题。

很多戏剧故事里都想当然地把杨六郎看做了杨业的第六个儿子。既然杨延昭不可能排行第六，那么他被叫做“杨六郎”不是件很奇怪的事吗？这里面到底有些什么寓意？要搞清楚这个问题，还真有一些复杂。

历史上确有“杨六郎”之称，六郎是辽兵对他的称呼，宋史《杨延昭传》称“契丹惮之，目为六郎”。《续资治通鉴长编》讲“敌惮之，目曰六郎”，“虏畏之，呼为六郎”，这些记载都表明，辽人是因为害怕杨延昭而视他为六郎，与排行没有太大的关系，“六郎”一说应有某种特定的意义。而恰恰在这一点上，《宋史》又什么也没说，以至于后人众说纷纭。杨延昭之所以被称为杨六郎，很可能与宋时对人称谓的一些风俗习惯有关。

一种比较有意思的说法是“六郎”指特殊人才。在古代，包括宋代，有特殊之长的人往往被称为六郎，六郎是对人的一种溢美之辞。《北史·元文遥传》载，文遥子因文才高而被人称为“六郎”。《旧唐书·张昌宗传》称，张昌宗因貌美出众而被称为六郎。张昌宗是武则天的男宠，有一次宫中游宴赏莲,一位马屁精夸赞道“六郎似莲花”，没想到宰相杨再思的拍马更胜一筹，他说不是“六郎似莲花”，而是“莲花似六郎”。自此以后，“六郎”与“莲花”经常被混用，泛指美男。

南宋文学家岳珂(1183-1240)，也就是岳飞之孙，写过一首《崔融荷华贴赞》，诗中有“六郎之风姿，秀于清池。初日之华蕤，流景发晖”之句。宋理宗时代的诗人王同祖写过几首《郡圃观白莲》，其中赞道，“六郎正被繁华困，不爱浓妆爱淡妆”。在这些诗里，“六郎”都是对男性之美的夸赞。但若说杨延昭是因为俊美非常才被叫做“六郎”有点太过勉强，辽人不可能因为杨延昭貌美就怕他。不过，如果再引申一下，由此推之，契丹人也许可能因为杨延昭武艺高强而誉之为“六郎”。

另一种说法认为“六郎”是指天上的星宿。宋代从真宗开始，道教风行。道教重视斗星崇拜，称“南斗注生，北斗注死”，人从投胎之日起，就从南斗过渡到北斗。人之生命寿夭均由北斗主其事。杨延昭就如北斗六星，主宰着辽人的生死存亡，所以他们怕他。

还有一种说法，北斗六星中第六星主燕，燕地正是当时的契丹所在，杨延昭镇守三关的目的是对付辽国，契丹人怕他，将他视为克星，称作“北斗六星杨延朗”，久而久之，演化为杨六郎。另有一种说法是，契丹人认为当天上有六颗星同现一方时，就是克星出现。而杨延昭就如六颗星同时出现般厉害，所以称其为杨六郎。

北斗六星第六星主燕，是宋代的一种主流观点。太平兴国八年(983年)修成的《太平御览》就有这种说法，不过那是专供宋朝皇帝“御览”的书，太宗、真宗时尚未刊刻，即使刊刻了，契丹人想要看到也很难，而且他们也不太可能以宋人的观点来为杨家将起名。

还有一点无法解释的是，如果辽人是因为怕他才将他叫做“六郎”，那么当时对辽人构成威胁的宋朝边将不独杨延昭一人，与他一起号称“二杨”的将领杨嗣，与他齐名的勇将魏能(杨延昭守遂城，魏能守梁门，有“铜梁门铁遂城”之称)，为何都没被叫做“杨六郎”或“魏六郎”？ 当然，有些事情是无法用道理解释的，也有一种可能，无论别的将领如何，辽人都更怕杨延昭，而不怎么怕其他人。因为怕所以怕，这就有点陷入怪圈了。

《宋史》编于元顺帝时，也就是说，元时就有“杨六郎”之说。元曲把杨延景视为排行第六，称为六使，也有可能“六郎”之说与他的封官有关。在杨延昭为何被称为“六郎”这一点上，历史真实与故事演绎纠缠在一起，有些说不清楚了。在今天河北雄县城东北邢村南端，也就是杨六郎曾经镇守的三关之一，有座高约7米、占地近4000平方米的大土台，据说那是杨六郎的点将台。

1991年，附近地下4米深处发现古栈道群，据考证，此处正是杨延昭用于防守的地下室穴通道。暗道内有可供多人聚集的屋室，有将领议事的秘堡、兵器室、陷坑、翻板、掩体洞和迂回洞，还有放灯处、通气孔、监视敌人的设置台等。这些设施集防、打、藏、走为一体，充分体现了杨六郎的智慧和用兵之道。不管怎么说，辽兵畏之如“六郎”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