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为什么选在上海法租界召开

为什么中共“一大”不是选在上海其他区域举行，而是选择法租界举行？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了解筹办“一大”的核心人物在上海的活动特点，了解当时上海不同区域的功能区分。

一、筹办者与法租界的关系

中共“一大”的筹办，核心人物有三：陈独秀、李汉俊与李达。这三人的活动范围主要就在法租界。

再细考一下，自1919年至1921年，那些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参与或推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知识分子，也都居住在法租界。这些人的住处，集中在四个地方：

一是白尔路三益里17号。即《星期评论》社，由戴季陶等三人任编辑，李汉俊1920年初迁居那里，主持编务。陈望道等都曾住那里。

二是望志路106、108号（今兴业路76、78号）。李书城、李汉俊兄弟的住宅。李家自三益里17号迁来此处，将两楼内墙打通，楼梯合一，组成一家。106号楼上是李汉俊卧室，楼下是客厅，中共“一大”即在此客厅举行。

三是老渔阳里（今南昌路100弄）2号。即陈独秀寓所，楼上厢房为陈独秀夫妇卧室，楼下客厅是《新青年》编辑部。陈望道、沈雁冰、李汉俊参加《新青年》工作的人，常在此办公或居住。这里是社会主义研究社和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活动地。

四是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1919年李汉俊来沪，租赁这里居住，后迁往三益里。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此成立，1921年初，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于此设立团中央机关。

这四个地方，分处在吕班路（今重庆南路）两侧，东面是《星期评论》社和望志路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住宅，西面是陈独秀寓所与新渔阳里6号，东西相距不到两公里。

二、进步人士活动的理想场所

陈独秀、李汉俊等人之所以主要聚集在法租界活动，与当时上海不同区域的特点有关。

1921年前后的上海市政格局，存在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三个不同的行政机构。

在治外法权的保护下，中国政府既无法管理租界里的外国人，也无法对租界里的中国人进行直接的管辖。无论是中外战争，还是国内战争，租界都保持中立状态，这就使得租界比华界更为安全。这样，租界就成为众多志士仁人的聚集之区。

同样是租界，法租界与公共租界又有区别。

公共租界工商业比较发达，土地、房产增值快，其管理机构工部局获得的税收多，政府比较有钱，治安管理比较到位。法租界工商业不够发达，其管理机构公董局获得的税收比较少，行政经费短缺，治安管理比较差，对烟、赌、女娼之类眼开眼闭。这样，法租界在治安管理方面漏洞比较多，对于那些持不同政见者来说，可以利用的机会也就比较多。

在袁世凯时代，法租界对进步人士活动还不时有所压制，而自袁世凯死后，党禁解除，法租界便是进步人士活动比较理想的场所。事实上，只要不是明目张胆地进行反政府的暴力活动，法租界当局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陈独秀在1921年10月、1922年8月两次被法租界当局拘捕，分别被关了22天和5天，理由是宣传“过激主义”，经有关方面斡旋，分别罚洋100元、400元了事。出狱后，还是照样在法租界活动。

三、法租界俄侨多

此外，建党活动在法租界进行，对于吴廷康、马林、尼科尔斯基等共产国际派来的人物来说，也比较方便。1920年代的上海有大约五千名俄侨，主要生活在法租界。他们中有一些人拥护布尔什维克，这为吴廷康等人在上海的活动起了掩护作用。

吴廷康在给俄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中，告知他在上海的通讯地址，一是俄侨在上海的一个进出口公司“全俄消费合作社”，一是俄文《上海生活》报。这两个机构都在法租界。吴廷康在上海住了几个月，活动频繁。如果法租界没有那么多俄侨，他们就会特别显眼。

综上所述，这些因素是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人集聚在法租界的根本原因。他们居住在这里，活动在这里，在这里举行中共“一大”也就顺理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