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奸雄”形象定格元明清

据学者们考证，叙说三国故事的话本在宋元时代已经有了。如元初至元年间《三分事略》话本。我们现在看到的三国故事的最早写定本是元代至治年间（公元1321—1323年）的新安虞氏刊刻的《全相三国志平话》，长达八万多字，三国故事的始末巳粗具规模。

金院本、元杂剧中存留至今的三国故事剧目也有四十多种，剧本一、二十种。学界共认，罗贯中《三国演义》就是参照史籍、采摘传说，并在这诸多已流传颇广的平话、杂剧的基础上写成的。因此，《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思想。

艺术化了的曹操逐步取代了历史上的曹操

《三国演义》是以什么指导思想对待曹操的，已是人所共知，勿须多说，撮其要：一是以“篡逆”视操，把曹魏排除在正统之外;二是以“谲诈”绘操，巧演历史，充分揭露、渲染曹操诡谲奸诈、残忍少信及其无君之心的一面。

《三国演义》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杰出的文艺作品之一。书中曹操、刘备、诸葛亮等诸多历史人物的事功及其形象，虽然大都本于事实或取自传说，但通过作者的艺术加工，或奸，或忠,都被典型化了。经过艺术加工过的曹操已不完全是原来意义上的曹操。诡谲奸诈的作为及其龌龊的心理状态突出了。因而造成了历史上的曹操与《三国演义》以及金、元以后的戏剧中的曹操有着很大的差距。

无疑，这种差距是应该允许的。因为，第一，《三国演义》等是文艺作品，是历史小说,而不是历史书;第二，《三国演义》的写作基本符合历史小说的写作要求，它在贯彻其尊刘抑曹的思想时，主要是通过铺陈细节、重组或调整事件的前后关系、刻画人物内心活动等手法完成的;书中重要事件本身的具体描写很少空穴来风、无中生有;第三，作品带着明显的时代烙印,反映芒作者的思想意识和历史观。这是不能强求作者的。

这里，顺便就《三国演义》的历史作用说几句话。在诸多评论中，对于《三国演义》的历史作用，或谓宣传了英雄史观，或谓传播了错误的历史知识，或谓歪曲了曹操的形象。诸此，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我们必须历史地看待这些问题。事实上，包括所有历史典籍和历史小说在内无不体现着英雄造时势的观点，并非是《三国演义》的独有特点，时代使然，不必过责。

在传播历史知识方面,《三国演义》虽然有一些不正确的东西，或给历史渗进了水分，掺入了杂质，但更主要地是通过艺术的手段使广大民众得到了汉末、三国的历史知识。直到今天，人们为什么对三国历史故事知道得较其他朝代多？《三国演义》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关于曹操的形象，人民群众的确是通过《三国演义》以及据此编成的各种戏剧的熏陶，将其视为诡谲、奸诈、篡盗的化身的。

所以，对此《三国演义》难辞其咎。但是，《三国演义》所塑造的这个反面形象，却始终起着正面的思想教育作用。这就是鞭抵奸诈，褒奖忠信，非议权术，提们诚直。这正是我们的道德教育所需要的。因而，《三国演义》在这方面的积极作用也是不容低估的。

应该指出，在学人著作中的曹操，依然是个两面形象的人物。很多个人的学术著述承继了唐宋以来对于曹操的评价，即肯定其才能，非难其为人。如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_魏武帝集题辞》中说，曹操“乐府称绝”、“文章瑰玮”、“多才多艺”、“汉末名人，文有孔融，武有吕布，孟德实兼其长”；但当讲到为人时，便谓曹操“志窥汉鼎”、“称王谋逆”、“甘心作賊”。

清高宗御定曹操“篡逆”名

清代否定曹操者多有,但以高宗乾隆皇帝最为彻底、干脆。他的态度是从编築《四库全书》时对一篇宋人文章的评价表达出来的。史载，北宋皇帝宋真宗有一次经过亳州（即曹操的家乡诡县），见城东曹操庙已很破旧，即令曾做过参知政事、给事中、工部和刑部侍郎的时任亳州知府张知白主持重修。庙宇修缮之后，请当时著名古文家穆修写了一篇《亳州魏武帝帐庙记》。大概是因为碑、诔一类文字通常是为故人颂德而少言其劣迹的缘故，穆修这篇碑记多有颂操之文。

他说，曹操“建休功，定中土，垂光显盛大之业于来世”；又说，曹操“为乡里人所爱，后思怀其德，共自尊祀之，遂传于今不息”。这篇颂扬曹操功德的碑记，收在了穆修的《穆参军集》内。清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准备收选穆修的文章。乾隆看到这篇碑记时，不禁大怒，认为穆修“奖篡助逆”，“大乖于名教”，“岂可使之仍侧简牍，贻玷汗青”，因令“刊除此文，以彰衮钺”。乾隆称操为“篡”为“逆”，视操为巨奸大憝，遂成官方定评，从而成为一条无形的政治戒律，大大影响着清代后期学术，人少敢言曹操之优者。

现见清代相对客观评操者，大都在乾隆谴操之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王夫之。王夫之（公元1619—1692年），明末淸初人，早年参加过抗清活动，后来隐居衡阳城外石船山下，因号船山，著述甚丰，晚年著有《读通鉴论》。在这部书中，王夫之表达了自己的历史观，对历代重要事件作出了自己的评论。王夫之很推赏曹操的智能，如谈到曹操表示不同意何进召董卓进京诛宦官时说：“（何）进之心胆失据，而（袁）绍无能辅也。曹操笑而袁绍忧，其智计之优劣，于斯见矣。”

谈到袁绍欲立刘虞为主时又说广于是而知操之视绍，其优劣相去之远也。”王夫之认为，“以操为早有撩天下之心者，因后事而归恶焉耳。”无疑，此论是很对的。王夫之同时也指出曹操的另一面，如评何进失败原因时说曹操识之明、持之定，而志怀叵测，听王室之乱”。在谈到曹操伐陶谦报私仇时说曹操父见杀而兴兵报之,是也;坑杀男女数十万人于泗水，遍屠城邑，则惨毒不仁，恶滔天矣。”王夫之对于曹操的所谓“任天下之智力”也有评论，认为“操之所以任天下之智力，术也，非道也。术者，有所可，有所不可；可者契合，而不可者弗能纳，则天下之智力，其不为所用者多矣。

乾隆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即使像赵翼这样置评多称公允的历史学家也少称曹操好的方面。他评论曹操用人时说，三国之主各能用人，而其用人各有不同，“曹操以权术相驭，刘备以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进而指出盖操当初起时，方欲藉众力以成事，故以此奔走天下，杨阜所谓曹公能用度外之人也。及其削平群雄，势位以定，则孔融、许攸、娄圭等，皆以嫌忌杀之，荀或素为操谋主，亦以其九锡而胁之死。

甚至杨修素为操所赏拔者，以厚于陈思王而杀之，崔琰素为操所倚信者，亦以疑似之言杀之。然后知其雄猜之性，久而自露，而从前之度外用人，特出于矫伪，以济一时之用,所谓以权术相驭也。”赵翼对于曹魏代汉，尤甚詈之。他说:“曹魏假称禅让以移国统，犹仿唐、虞盛事，以文其奸。及此例一开，后人即以此例为例，而并忘此例之所由仿，但谓此乃权臣易代之法，盖变本而加厉焉。”无疑，这样的评论,正与官论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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