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中的国际友人明妮·魏特琳

明妮·魏特琳(Minnie Vautrin)，中国名华群，美国传教士。1886年9月27日出生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西科尔小镇。家境不裕，从小养成了吃苦耐劳、勤奋勇敢的个性，花费了大量时间用于打工挣取上大学的学费。

1912年，初到中国安徽，见女子多不识字，便矢志推动中国女子教育，创办了合肥三青女子中学。1917年魏特琳考取伊利诺州师范大学（Illinois State Normal University），毕业后在LeRoy（伊利诺伊州）中学开始教学生涯。

1919年魏特琳应聘中国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掌管校务，筹建新校园，并鼓励学生走出象牙塔，献身社会，为穷苦四邻服务，譬如为邻居妇女开课讲授卫生知识，每周两次为校园四周的贫民看病等，发扬光大了金女大校训———厚生精神。魏特琳还利用休假到欧、美进修学习，把丹麦、荷兰的成人教育推广到中国，对中国女子教育功不可没。

从1937年8月12日开始，到1940年4月，魏特琳几乎每天都坚持写日记，并每月定期将其邮寄给美国好友，以便她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时事。当时在美国的好友认为魏特琳的日记很有价值，于是将它寄给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的《同学》发表。

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在整理传教士档案资料时，发现了魏特琳日记原稿。90年代初，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的斯茉利女士，鉴于魏特琳日记具有极高的档案史料价值，对魏特琳日记原稿进行了整理，并将其制成缩微胶卷，供历史档案学者研究使用。

由于魏特琳当时所在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专门收容妇女难民的难民所，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这里成了日军实行性暴力的重要目标，作为该难民所的负责人，魏特琳的个人亲历档案———日记，就是揭露侵华日军性暴行最具说服力的证据。

如日军屠城的第二天(1937年12月17日星期五)：“又有许多疲惫不堪、神情惊恐的妇女来了，说她们过了一个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断地光顾她们的家。从12岁的少女到60岁的老妇都被强奸。丈夫被迫离开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

如1937年12月16日(星期四)的一段日记：“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无辜、勤劳的农民和工人被杀害。我们让所有40岁以上的妇女回家与她们的丈夫及儿子在一起，仅让她们的女儿和儿媳留下。今夜我们要照看四千多名妇女和儿童。不知道在这种压力下我们还能坚持多久，这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恐怖。”

遭到栽赃

1940年4月初的一天（即汪精卫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后不久），《紫金山晚报》上刊登了一篇名为“真正的罪犯”的文章，将矛头对准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帮助中国难民度过困难难的西方人。自称“真相卫士”的作者表示：“让我们看看那个所谓的慈悲女菩萨吧！明妮·魏特林其实是一个人贩子，一个出卖中国人的叛徒。我们必须揭露她，必须把献给日军的那些妇女和姑娘们的帐算在她头上。”

（事实上，日军几乎把所谓“金女大”当成一个妓院对待，1937年的平安夜，日军的某一高级军事顾问表明：“我们从1万难民中挑选100名妓女。”并且，魏特琳要求对方必须“许诺不会抓走良家妇女，并且要让姑娘们自愿。”这完全属于权衡之举，当时的日军十分猖狂。）丹尼森夫人（金女大实际负责人）十分愤怒，不听明妮·魏特琳的一切解释。

几天后，魏特琳递交了辞职报告。她患上了严重的精神抑郁症。

1940年5月14日，她在多方的劝说下离开南京回美国治病。她在日记中写道：“多年来我深深地爱着金陵女大，并且试图尽力帮助她。”她这样说了，也确实这样做了。但是她将不得不离开她无限热爱的这一切了。

1941年5月14日，也就是她离开中国一周年的日子，她选择这一有意义的日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死在了印第安纳州一间普通公寓里，年仅55岁。在遗书中，她写道，她在中国的传教失败了，与其受精神之苦，不如一死了之。临终前说：“如果能再生一次，还是要为中国人服务，中国是我的家。”她的墓碑上用英文刻着：明妮·魏特琳，观音菩萨，到中国去的传教士。但在最醒目的地方刻下的，却是四个中国汉字——金陵永生。

明妮魏特琳没有双亲，没有家庭，她在密执安州的弟弟把她的遗体运回了一个叫雪柏的小镇，简单安葬。在当时的美国，只有很少的人知道，曾有这样一个女人。但在中国，魏特琳的死引起了很大的关注，远远超过美国。

在她葬礼的同一天，金陵女大的师生在成都也举行了悼念仪式，国民政府也在获悉魏特琳去世的消息后，表示哀悼，并授给他一枚精致的银质奖章。

这个孤独的女人在临终的一刻，仍然记挂着遥远的中国。

她被安葬在美国密歇根州的雪柏得镇，墓碑上雕刻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平面图，并且刻着“金陵永生”这四个中文字，1940年6月10日，国民政府颁布了嘉奖令，以褒扬魏特琳在中国的特殊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