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三次考察天津印象很糟

中华民国刚刚成立不久，1912年，鲁迅来到北京，在蔡元培任总长的教育部担任社会教育司二科科长兼教育部佥事。

1912年6月10日下午，31岁的鲁迅从北京乘火车到天津考察新剧（早期话剧）。当时天津新剧的水平领先于全国，主要是因为在1909年，张伯苓校长在南开学校大力推广新剧，他编导的《用非所学》受到校内外关注，以后又演出了《箴膏起废》《华娥传》《新少年》，新剧活动在天津日益活跃起来，许多学校纷纷组建了新剧团，在各个剧场、礼堂演出。因此，考察天津的新剧成果，确实可以为中国的教育文化活动作出应有的指导。

和鲁迅一起来天津的，是他的好友兼同事、著名戏曲理论家齐如山的胞弟齐宗颐（寿山）。《鲁迅日记》记载：“6月10日，午后与齐君宗颐赴天津，寓其族人家。齐宗颐的族人姓穆，住在红桥区西北角一带，大丰路先春园后面的一所四合院里。穆家有一个小孩见到了鲁迅，这个孩子叫穆子荆，他喜欢书法，后来任天津市文史馆馆员、天津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他回忆鲁迅住在他家，还看过他写字。

鲁迅到达天津的当天，和齐宗颐一起去了南市广和楼（后来改成了南市商场，已拆除）看新剧。当时天气阴沉，看起来马上要下雨，观众来得太少，广和楼的演出取消，二人又转到丹桂戏院（后来改为南市新闻影院，已拆除）看了一出旧剧（京戏）。鲁迅对中国传统戏曲一直比较抵触，常出言讥讽，他看这场旧剧，不知是怎样的心情。

天津南市剧场林立

《鲁迅日记》记载，6月11日上午，他到天津日租界加藤洋行买了一条领带（六角五分，合现在三十多元）、皮鞋一双（五元四角，合现在三百元）。下午又去天乐园看了一出旧剧。晚上又到广和楼，终于看了一出新剧，是一出反映彼时中国北方水灾的剧目《江北水灾记》，这出戏以水灾为背景，展现民间生活的疾苦。演出者是一所中学的话剧团，再加上本来新剧就处于初创期，自然是天真幼稚。鲁迅对这场新剧的评价是：“勇可嘉而识与技均不足。”

6月12日，鲁迅和齐宗颐在天津闲逛了一整天，没有继续看戏。晚上坐火车回了北京。

鲁迅的第二任妻子许广平（1898—1968）是广东人，在1917年逃婚来到天津的姑母家，就读于天津最好的女子学校——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还担任了天津爱国同志会会刊《醒世周刊》的主编。1919年年底，鲁迅从北京回绍兴老家。凌晨启程，雇人力车去北京前门车站，挤上了去天津的火车，下午抵达天津，在天津换乘津浦列车，一天一夜后抵达浦口。这算是鲁迅第二次到天津。而此时许广平已经在天津上学，两人虽然身处同一座城市，但肯定不知道彼此的存在，这便是冥冥中命运的安排。

许广平从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天津做过不到一年的小学教师，很快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成为鲁迅的学生。她读到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心生倾慕之情，于是开始了一段感情。几年后，两人在上海正式同居，生子周海婴。

她曾在《两地书》中向鲁迅谈到自己在天津念书时的日子，勤工俭学挣零用钱补贴日常用度：“那时在天津，收集些现成的雪花膏瓶子，做出许多的‘万年糊’，廉价的托着盘子向各处卖，不用本钱买瓶子，该可以不吃亏了吧！结果还是赔钱不讨好，因为做的成绩究不如市上卖的好，人也不肯来热心买，又想法拿石膏模铸空心的腊囡囡，洋狗，狮子……小品玩艺，希图替换市上化学的日本式的轻薄皮的玩具，然而总是敌不过，终于同样的失败。”对许广平来说，在天津的生活并不轻松。

鲁迅第三次来天津，是他和许广平确定恋爱关系之后，他带着许广平到厦门大学任教，乘晚班火车抵津，当晚在法租界中国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中午乘津浦路火车南下。

当时，“津法界中国旅馆”是响当当的品牌，鲁迅、齐白石等很多名人都曾在此下榻。当时的中国旅馆是一座新建的洋楼，进大门后迎面是一间方方正正的大厅，二层是三面环绕的回廊。楼内构造华丽，陈设精良，床帐被褥也特别洁净，夏天有电扇，冬天有暖气。中国饭店的房间标准分为六等，最贵的房间四元五角，最便宜的是一元。鲁迅住在哪个房间已无从考证，中国旅馆后来改名为中国饭店，于2010年以后被拆除。

鲁迅对天津印象很糟，他在杂文《娜拉走后怎样》有一段话：“听说拳匪乱后，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谓无赖者很跋扈，譬如给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两元，对他说这行李小，他说要两元，对他说道路近，他说要两元，对他说不要搬了，他说也仍然要两元。”不知这是否是鲁迅的亲身经历，但鲁迅确实是几次坐火车到过天津，可能也遇到过车站混混要帮他搬行李的事。这就像现在坐火车到天津，还能遇到不少人站在出站口大喊：“塘沽，有去塘沽的吗！”

鲁迅对天津的影响真的不过如此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