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最后的舵手是谁？

汉人官僚的崛起，对于中央的权利是一种挑战。在甲午战争之后，地方的封疆大吏与中央的关系便若即若离，尤其涉及到财权与兵权。这种现象在“东南互保”一事上有了一个集中的体现。

义和团运动，慈禧太后宣布对十一个国家宣战，从而引发了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以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以及山东巡抚袁世凯为首的地方大员，竟然私下与列强媾和，相互约定“互不侵犯”。这是对中央权威的公开挑战，但是慈禧太后因为战争的失败却并没有在战争结束后便惩罚这些人，而是在之后的时间里渐渐的收回地方权力。但是总的来说，慈禧太后的收权对于兵强马壮的地方大员没有产生太大的挑战。

在晚清的政治生活中，虽然“立宪”与“清末新政”占据了主流。但是在暗流中，依然存在着满汉之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在宣统朝变得无法调和。一方面是因为地方的权利逐渐增强，但更多的则是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满洲贵族对于局势的判断。他们害怕这些地方大员有一天会联合起来反对他们，因此决定先下手为强。

载沣于1909年1月罢黜袁世凯。3月，宣布清理财政。对地方的财政情况进行检查。4月，载沣派财政监理官分赴各省调查情况，5月，设立币制调查局，拟统一币制，12月，宣布收回司法权，规定“有再请暂用就地正法章程者，以违制论”。1910年5月，任命载泽为盐政大臣，统一全国盐政，8月，将北洋六镇兵权收归陆军部统辖，12月，成立海军部。1911年1月，重新参订外省官制。

在这一系列政策推出之后，载沣又玩了一把大的，就是在1911年5月，公布了责任制内阁的名单。也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皇族内阁。当时的内阁名单如下：总理大臣奕劻（宗室），协理大臣那桐（满）和徐世昌（汉），外务大臣梁敦彦（汉），民政大臣肃亲王善耆（宗室），度支大臣载泽（宗室），学务大臣唐景崇（汉），陆军大臣荫昌（满），海军大臣载洵（宗室），司法大臣绍昌（觉罗），农工商大臣溥伦（宗室），邮传大臣盛宣怀（汉），理藩大臣寿耆（宗室）。一共十三个人的内阁，宗室与皇族的成员占了7人，而汉人只占了三位，还基本上属于没有实际权利的部门，同时，此“皇族内阁”也并没有地方大员的加入。

不到三年，载沣似乎抓到了所有重要的权利。面对着这样的集权，地方督抚自然是不会坐以待毙。他们集中全力反对集权，并在责任制内阁上面做起了文章。而此时此刻，载沣的反应却是“不管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他根本没有理会督抚们的反对，面对着督抚们的奏折与御史的批评，载沣干脆“一切参奏悉留中不发，亦不谴责言者，遍体麻木不仁……”

就这样，载沣摄政的三年基本上都是在集权。更为讽刺的是载沣却打着“立宪”的幌子进行集权，南辕北辙也就彻底的将地方矛盾演化成为了民族矛盾。这也就自然而然的将朝中的维新派，立宪派和地方大员都送到了朝廷的对立面。

载沣的一意孤行终究把自己变成了孤家寡人。等真正到了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32岁的载沣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已经到了孤立无援，四面楚歌的境地。这也就无怪于武昌的一声爆炸，便推倒了这个王朝。

这就是载沣人生中最“悲戚”的三年，更像是大清王朝宿命的三年。当年，清军就是靠着摄政王多尔衮的决策，在逐鹿中原后在汉人的土地上建立了满清帝国。而也是摄政王，换成了载沣却埋葬了帝国。可能载沣自己都没有想到清帝国葬送在了他的手中，但是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在历史潮流面前，载沣没有抵抗，而是选择了一个比较体面的方式结束了帝国的统治，但是更为讽刺的，换取皇帝退位的《清室优待条件》，是载沣恨之入骨的袁世凯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