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原因

1931年12月，周恩来离开上海，一路辗转来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或者称中央苏区）首府江西省瑞金。在这里他会见了早在这里的毛泽东、朱德，以及中央代表团成员，并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这一任命早在1930年10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就做出了。只是周恩来那时一时难以离开，先由任弼时、项英、王稼祥等组成中央代表团于1931年4月先期到达瑞金。

中央革命根据地是毛泽东、朱德领导红军通过开展武装斗争，深入农村进行土地革命，于1929年创建的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党领导的最大的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也叫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此前，由于红军执行毛泽东、朱德在实践中创造的一套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已经成功地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三次军事围剿。尽管如此，苏区的形势仍然很严峻。

不仅随时面临着国民党军队的大举军事围剿，还面临着被“左”倾教条主义者所统治的危险。1931年1月随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王明路线统治了在上海的党中央。中共党内发生两条路线的斗争，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从实际出发的正确路线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整个苏区日益被“左”倾错误路线所统治。“左”倾教条主义者不了解中国国情，主张中国革命走俄国十月革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实行军事上的冒险进攻路线。他们竭力反对毛泽东等人开辟的以农村为中心的革命道路，以及由其提出的一套机动灵活的红军作战原则。

毛泽东个人也受到了“左”倾教条主义者的种种排挤、打击。对此，周恩来作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给毛泽东以很大的尊重和支持，并排除“左”倾路线的干扰，在1933年2月和朱德同志一起指挥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取得胜利。

早在1931年11月初，中央代表团在瑞金召开赣南会议，会议集中火力反对右倾，不点名地对毛泽东进行了批评。11月末，毛泽东原来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被撤销，毛泽东被排挤出红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失掉了兵权。此时，推行“左”倾进攻路线的临时中央主张攻打江西中心城市赣州，结果失利。

毛泽东抱病解围赣州，并取得漳州大捷。1932年8月，经周恩来反复力争，恢复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但“左”倾教条主义者对毛泽东执行的进攻路线并不信任，在1932年10月召开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又遭到猛烈批判，刚刚恢复的总政委职务再次被撤销，把他从前方调到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实际上是让他靠边站了。

周恩来因在前方指挥打仗没有参加宁都会议，当他得知毛泽东再次被剥夺兵权，而由他代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负战争指导总责时，他坚决不同意。1932年10月制定的《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战役计划》上，仍签上“红军总政委毛泽东”，周恩来本人以“代总政委”的名义副署，毛泽东被排斥出红军的领导岗位后，去瑞金的东华山养病。1932年10月14日，周恩来在“绝对秘密”的战役计划上，最后仍列三个人的署名：“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代总政委周恩来”。

并在计划上注明：“如有便，请送毛主席一阅。”表示了他对毛泽东的信任和尊重。他和朱德制定的战役计划，仍然按照毛泽东在实践中总结的红军作战原则。比如实行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弱敌、打歼灭战和速决战、以游击战和带游击性为主的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正因为如此，1933年2月周恩来和朱德指挥红军取得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军事”围剿。

王明“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的危害。1933年2月，蒋介石在结束对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的“围剿”后，分左中右三路，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当时毛泽东已被剥夺兵权，所以由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和总司令朱德在前线直接指挥。周恩来、朱德等一致抵制了中共苏区中央局要红军猛攻国民党有重兵把守的且有坚固工事的南丰的错误意见。他们针对国民党军的态势，吸取前几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采用大兵团伏击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战中消灭对方，最终取得了黄陂和草台岗这两个战役的胜利。

这两个战役是第四次反“围剿”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战斗，共歼灭国民党军队近三个师、约二万八千人，其中包括陈诚的最精锐的主力部队，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巨大胜利。这在这时，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负责人博古等人被迫迁入中央苏区，开始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全面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进攻路线。1933年秋被派到中国来指导革命的共产国际代表李德也来到中央苏区。

当时博古虽是中央主要负责人，但他不懂军事，就把红军的指挥大权交给李德。李德根本不懂中国的国情，只凭教科书中的条条框框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规模阵地战的经验，硬搬到中央苏区强加推行。他的作风又独断专行，蛮横粗暴。大家因为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对他相当尊重。他就独揽大权，发号施令起来。他制订并下达具体的作战计划，甚至越过红军总部，直接指挥前方部队作战。

担任过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在回忆录中说：“李德的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由李德一人躲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战斗。”红军的许多失利“本来都是李德的主观主义瞎指挥造成的，可是他却动不动就训斥处分别人，不断发脾气骂人，根本听不得反对意见”。

“当时中央的错误领导，和李德本人的专横作风，使他成了一个地道的‘太上皇’。”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处境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他虽还在前线，但对重大军事行动的指挥权力已被剥夺，只能提出建议，而这些建议又往往不被理睬。

1933年9月25日，蒋介石亲自指挥50万大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这次“围剿”的规模比以往四次更大。第五次反“围剿”直接由博古、李德指挥。他们采取了一套完全违背实际的战术原则：是冒险进攻，而不是积极防御，反对诱敌深入；是分散兵力，而不是集中兵力；是堡垒战、消耗战，而不是持久战。所以战斗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不利的态势，红军和苏区损失很大，每次战役都要损失两三千人，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损失6万人。最严重的是1934年4月11日至4月28日的广昌战役，此次战役阵亡四千人，两万人受伤。由于李德的瞎指挥，红军多次失去消灭国民党军队有生力量的良机，使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逐渐陷入困境。这时，周恩来在党内生活很不正常的情况下，曾多次抗争，直至对李德的瞎指挥直接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当时担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说：周恩来曾经与李德进行过多次争论，表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军事主张和作战方案。

特别在如何使用兵力的问题上，李德强调所谓‘正规军’打‘阵地战’，用红军的‘多路分兵’对付敌人的‘多路进击’；周恩来同志主张集中兵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则部署牵制力量，使红军保持相对的优势和机动兵力，以粉碎敌人的进攻。但是，李德拒不接受周恩来同志的正确建议，使分兵把守的红军被敌人的强大兵力各个击破。在周恩来与李德进行这些争论时，翻译伍修权经常在场，有时由他从中翻译，有时周恩来同志直接用英语对李德讲。那时对博古、李德的一些错误决定，周恩来不能不服从并组织实施，但仍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随着战局越来越不利，中共中央着手战略转移。1934年10月5日，利用蒋介石中央军与地方军阀的矛盾，朱德、周恩来派潘汉年、何长工为红军代表，到寻乌附近同广东军阀陈济棠的两个师长举行密谈。代表出发前，周恩来向他们交代了任务和联络密语，叮嘱他们要“勇敢沉着，见机而作”。经过谈判，双方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相互通商和必要时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其中包括：红军有行动时事先告诉陈济棠，陈济棠部就后撤二十公里。这就为中央红军的长征突围提供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