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为了改革吏治提出了哪些措施？

作为一府的最高长官，包拯要处理的包括治安、交通、诉讼、户口、赋役、教育、赈灾、市容在内的开封府所有工作。其中，执行律法、维护治安、治理刑狱更是重中之重。

当时，开封府有府吏六百人，府中的一切事务也都要经过他们。面对如此繁复的工作，自然需要开封府府衙这六百府吏的全力配合，包拯才能治理好偌大的开封城。然而，当时开封府里的官员、属吏大多是朝廷官员的亲信或者权贵人物的子弟，在衙门里挂个职务、混个资历，基本都是些懒惰不堪、疏于职守的人。他们不仅知法犯法、欺压良善、贪污成风，甚至会联合起来欺压刁难新到任的长官。

包拯刚上任时，就有底下的府吏抱出一堆堆文书出来让包拯处理，想要试探下这位新上任的长官。包拯十分从容的依次处理这些文书，并挑出其中夹带的过时无用的文书。之后，包拯便对这些敢于挑衅上官的府吏依法严格处置，这样，才扼制了开封府府吏骄横的气焰。

这些骄纵惯了的府吏们准备的“第一把火”不但没烧到包拯，反而引火烧身，使府吏们知道了这位新上任的包拯是个公正严明、不容糊弄的主。而包拯的“第一把火”却是切实地烧到了府吏们的心头肉上。

在当时，开封府的规定是，凡是平民要告状的，不能直接进衙门上大堂向知府申诉，而要先将状纸递给守门的府吏，再转呈给知府，至于究竟是否审理，何时审理，则再由这府吏通知。当时称这守门的府吏为“门牌司”。

因为这“门牌司”的存在，诉讼的百姓无法直接见到知府，想要使自己的官司可以尽快处理，便只能被刁滑的“门牌司”讹诈勒索，即使冤情再大，若没有打通这个关节，也是告状无门，有冤难辨。所以，当时开封城内便流传着这么一句俗话——“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

而且，如果这原告人银钱没使到位，就算得以处理，府吏们在一边歪曲事实，蒙蔽知府，这案子也很可能无法依法处理成为冤假错案，甚至最后弄得“原告变被告”。

包拯上任后，这第一件事就是改革弊政。包拯当即宣布：“开正门，径使至庭，自言曲直。”也就是打开府门，允许告状的百姓直接走上大堂，当面向知府递交状纸，言明案情。这样，“门牌司”便成了纯粹的“看大门”的差事，而府吏们也无法蒙蔽长官，歪曲事实了。

包拯对诉讼制度的改革，深得民心，开封百姓们都对此盛赞不已，亲切地称呼包拯为“包特制”。

据说，包拯将知府衙门“改革开放”之后，方便了开封百姓进行诉讼，使得告状的人越来越多。包拯每天处理完公务至关衙后，仍有许多百姓要诉说案情，包拯就下令打开府衙的后门，允许百姓直入府内诉说冤情，这样一来，老百姓告状从后门比从府门进入大堂要方便得多，因为当时开的是后门，由于开封府位于皇宫和中央机构的最南边，人们素称开封府为“南衙”。“包拯倒坐南衙”的传说也自此流传。

包拯在开封府任职时，不仅改革了诉讼制度，还一如既往地就衙门内官员冗杂、办事效率低下和官吏选拔等问题提出了意见。

宋朝建国后，吸取唐末藩镇割据的经验，加强中央集权，重文轻武，设立了许多职务以互相制约，互相监督。这也就使得在确保了朝廷的权力时，朝廷官员冗多，办事效率也因此下降。包拯就此上疏《论冗官财用等》，通过北宋官员人数较唐朝增长了一倍有余的切实数据，向仁宗皇帝建议改革吏治。

北宋官位多，官员也多。由于科举与荫补制度同行。朝廷能够通过荫补直接赐予官爵，使得尚处幼年的小孩子都可以因家室原因获得封官，枉食俸禄。科举又一直重诗赋轻策论，虽然仁宗皇帝时有所改善，仍然有许多文人骚客考取进士，但却不懂得如何治国安邦。

开封府作为北宋的京都，冗官冗费的弊端尤其显得突出。包拯认真调查研究后，多次向朝廷上疏请求改革吏风，并提出具体的改革办法。

包拯曾向仁宗皇帝上疏《论取士》，强调了取士得当的重要性，甚至将此拔高到国家兴亡的高度。包拯在疏中说道：“治乱之源，在求贤取士得其人而已。”所以，必须“以贤知贤，以能知能，知而用之之谓也”。

同时，包拯还提出对荫补的官员也要进行严格的测试；通过地方上的保荐制度提拔人才；迅速用这些新得到的人才替换那些“奸妄”的官员。

包拯还在《论名堂覃恩》中，大力批评朝廷滥赏官职，滥赐俸禄。

包拯的这些建议对于改革吏治，解决冗官冗费的问题都有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