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为什么限制基督教的传播？“禁教令”是怎么回事？

前面提到过，养心殿曾经是康熙皇帝接见罗马教皇特使的地方，那么，为什么教皇要派特使来中国？特使与康熙之间有过怎样的接触？康熙限制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又和特使之行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这件事的梗概基本是这样的：公元1704年，罗马教廷声称中国教徒祭祖、祭天、祭孔的做法为异端行为，必须予以禁止。接着，教皇派特使到中国任意张贴所谓禁止异端的教皇“谕旨”，下令所有的中国教徒放弃对祖先，上天和孔子的崇拜。

对此，康熙采取断然措施，下令将教皇特使多罗驱逐，一面颁布上谕，严格规定，只有保证在中国定居永不回国，并遵循利玛窦以来定下的原则，保证中国教徒有祭祖、祭孔、祭天的自由，并经内务府发给执照的外国传教士，方可在中国传教。

1720年，当罗马教皇再次派特使来中国坚持无理要求时，康熙再次下令将特使驱逐出境。罗马教廷干涉中国内政的事件，引起了康熙对西方殖民者的注意，他朦胧意识到“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因此，到了康熙晚年，对西方传教活动一直采取抵制态度。

而这个冲突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明代。利玛窦等传教士来到中国之后，觉得儒家文化是传教的重要阻碍，于是他们进行了变通，宣称信教者可以保留儒家礼仪信条，不必完全按照基督教的教义进行皈依。这本来是一种高明的办法，但是却被教廷的强硬派所反对。

1704年11月20日，教皇克莱门特十一世（Clement XI）发出“禁约”，规定：

一、西洋地方称呼天地万物之主用“斗斯”（Deus）二字，此二字在中国用不成话，所以在中国之西洋人，并入天主教之人方用“天主”二字，已经日久。从今以后，既不许用“天”字，亦不许用“上帝”字眼，只称呼天地万物之主。如“敬天”二字之匾，若未悬挂，即不必悬挂，若已曾悬挂在天主堂内，即当取下，不许悬挂。

二、春秋二季，祭孔子并祭祖宗之大礼，凡入教之人，不许做主祭、助祭之事，连入教之人，并不许在此处站立，因为此与异端相同。

三、凡入天主教之官员或进士、举人、生员等，于每月初一日、十五日，不许入孔子庙行礼。或有新上任之官，并新得进士，新得举人生员者，亦俱不许入孔庙行礼。（注意，这里只涉及入教的进士、举人。）

四、凡入天主教之人，不许入祠堂行一切之礼。

五、凡入天主教之人，或在家里，或在坟上，或逢吊丧之事，俱不许行礼。或本教与别教之人，若相会时，亦不许行此礼。因为还是异端之事。凡入天主教之人，或说我并不曾行异端之事，我不过要报本的意思，我不求福，亦不求免祸，虽有如此说话者亦不可。

六、凡遇别教之人行此礼之时，入天主教之人，若要讲究，恐生是非，只好在旁边站立，还使得。（既入天主教，就得遵守天主教“礼仪”，此乃天经地义。）

七、凡入天主教之人，不许依中国规矩留牌位在家，因有“灵位神主”等字眼，又指牌位上有灵魂。要立牌位，只许写亡人名字。再者，牌位作法，若无异端之事，如此留在家里可也，但牌位旁边应写天主教孝敬父母之道理。

同时，教廷还派意大利人多罗（Charles Maillard de Towrnon）主教带着这道禁约到中国。多罗于1705年4月到广州，12月4日到北京。他到北京，表面上受欢迎，实际上暗中受到监视。

萧若瑟说：“至康熙年间，各省传教神父，争执益力，纷纷上书于罗马教皇，求察明断决，以息群喙。历任教皇，以神父所言不同迟疑不决者久之。至一千七百零四年教皇格勒孟第十一，又详细考核，知以上诸礼，难免异端臭味，不合圣教之至圣。遂不复迟疑，即出谕禁绝。”这个评价很中肯。

广东的耶稣会士察知多罗此行的目的，暗中联络在京的耶稣会士，密商对策，劝多罗不要以教皇“特使”身份见康熙。所以，多罗见康熙，关于衔命来华发布禁令之事，只字不提。

1706年康熙第二次接见，向多罗谈了关于中国祭祖的意义，并云：中国两千年来，奉行孔学之道，传教士入传中国，常受中国“保护”。若是反对敬孔祀祖，传教士便“休想留在中国”。他又说，中国人古来所敬拜的天和基督教的神是二而一的，中国拜孔祀祖与基督教义并不冲突，基督教之《圣经》，可与中国经书相通。

多罗不敢正面回答，答应引荐被称为“中国通”的主教阎当。阎当只会说福建话，不会讲官话，康熙就说他：“愚不识字，擅敢妄议中国之道！”

多罗不得已于1706年8月离开北京，到达南京。康熙皇帝则在1706年12月通令在中国的传教士必须向朝廷领取“居留证”，并声明遵守利玛窦的规矩，否则驱逐出境。

1707年2月，多罗在南京宣布教皇禁令，并加上自己的解释，谴责使用“上帝”和“天”的称呼以及用牌位表示阴灵的做法，宣布对违者处以绝罚。康熙闻之大怒，将多罗遣送到澳门。在澳门，多罗被葡萄牙人所困，于1710年6月8日病故。

多罗被囚澳门将近三年，被教皇任命为枢机主教。多罗虽身处逆境，仍愿意与中国朝廷修好，立即将教皇恩命奏闻中国朝廷，又向清朝政府推荐随员潘如（精通天文历算）、德里格（精通音律之学）、马国贤（长于绘画），“乞赐简用”。三人遵多罗之命进京，并领取印票（印票上写有姓名、年龄、某国、某会，“永不复回”等字样）。

多罗来中国之后，耶稣会曾派两位代表（白晋、沙国安）赴罗马向教皇请求采取调和政策。教皇则重申多罗的“南京宣言”与1704年的法令有同样的效力。1715年，教皇克莱门特十一世又颁布“自登基之日起”（the Bull Exilladie）的通谕，重申必须绝对遵守1704年的禁令，否则将受逐出教会的处罚。所有传教士必须宣誓服从。教廷决定再遣嘉乐主教（Carlo Ambrosius Mezzabarba）来华。

当嘉乐来华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在京耶稣会士慌忙乞援于康熙皇帝。康熙随即召见耶稣会士，密告以应付嘉乐的办法。

嘉乐于1720年12月（康熙五十九年）到北京，康熙皇帝对他非常冷淡。12月28日，康熙让李秉忠向嘉乐索取教皇的通谕，在通谕上作了批示：“西洋人等，无一人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告示，竟与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后来，嘉乐在宣布教皇谕旨时，附加了八条变通的办法：

一、准许教友家中供奉祖宗牌位；牌位上只许写先考、先妣姓名，两旁加注天主教孝敬父母的道理。

二、准许中国对于亡人的礼节；但是这些礼节应属非宗教性质的社会礼节。

三、准许非宗教性质的敬孔典礼。孔子牌位若不书写“灵位”等字，也可供奉，且准上香致敬。

四、准许在改正的牌位前或亡人棺材前叩头。

五、准许在丧礼中焚香点烛，但应当声明不从流俗迷信。

六、准许在改正的牌位前或亡人棺材前供陈果蔬，但应当声明只行社会礼节，不从流俗迷信。

七、准许新年和其他节日在改正的牌位前叩头。

八、准许在改正的牌位前焚香点烛，在墓前供陈果蔬。

这是对中国皇帝的让步。教廷使者表现出柔性政策，适时调整方略。但康熙皇帝仍不满意，传旨曰：“中国道理无穷，文义深奥，非尔等西洋人所可妄论。”

1721年3月，嘉乐离京，回欧复命。教皇发布命令给耶稣会，责备他们不能领导教友服从教皇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