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景为何被称为医圣

时间：2025-01-01 06:57:01 来源：历史资料 作者：文二

张仲景（150—219），东汉后期医学家，以精湛的医术救治了不少病人，而且写出了一部创造性的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这部巨著的问世，使我国临床医学和方剂学，发展到较为成熟的阶段。后世尊称他为“医圣”，人称为“医中之圣，方中之祖”。

张仲景的父亲张宗汉是个读书人，在朝廷做官。由于家庭的特殊条件，使他从小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典籍。他天赋聪颖，勤奋好学。他从史书上看到扁鹊望诊齐桓公的故事，对扁鹊高超的医术非常钦佩。从此他对医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为他后来成为一代名医奠定了基础。

东汉末年，战乱不断，兵祸绵延，疫病流行，黎民百姓饱受战乱疫病之灾，很多人死于非命。张仲景怜悯百姓，萌发了学医救民的愿望。汉桓帝延熹四年（161年），他10岁左右时，就拜同郡医生张伯祖为师，学习医术。他博览医书，广泛吸收各医家的经验用于临床诊断，进步很大，很快便成了一个有名气的医生，以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超过了他的老师。

张仲景学医时“勤求古训”，认真学习和总结前人的理论经验。在他之前，中医看病，都非常重视“辨证施治”，但一直没有形成系统完整的一套临床方法。“辨证施治”也叫“辨证论治”，它是说，首先要运用各种诊断方法，辨别各种不同的症候，对病人的生理特点以及时令节气、地区环境、生活习俗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其致病的原因，然后确定恰当的治疗方法。

张仲景把自己积累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科学的总结，使“辨证施治”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体系。他除了“勤求古训”，还“博采众方”，广泛搜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药。他对民间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坐药、洗浴、润导、浸足、灌耳、吹耳、舌下含药、人工呼吸等多种具体治法都一一加以研究，广积资料。经过钻研学习，他的医术大大提高且技艺超群。

当时频繁的战乱导致瘟疫流行。据史书记载，东汉桓帝时大疫三次，灵帝时大疫五次，献帝建安年间疫病流行更甚。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以致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张仲景的家乡南阳地区当时也接连发生瘟疫大流行，许多人因此丧生。

张仲景的家族本来是个大族，人口多达200余人，有2/3的人因患疫症而死亡，其中死于伤寒者竟占7/10。面对瘟疫的肆虐，张仲景内心十分悲愤。他痛恨统治者的腐败，痛下决心，潜心研究伤寒病的诊治，一定要制服伤寒症这个瘟神。

建安年间，张仲景行医游历各地，亲眼目睹了各种疫病流行对百姓造成的严重后果，也借此将自己多年对伤寒症的研究付诸实践，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经验，充实和提高了理性认识。经过数十年含辛茹苦的努力，终于写成了一部名为《伤寒杂病论》的不朽之作。这是继《黄帝内经》之后，又一部最有影响的光辉医学典籍。

《伤寒杂病论》是集秦汉以来医药理论之大成，并广泛应用于医疗实践的专书，是我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古典医著之一，也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治疗学方面的巨著。《伤寒杂病论》的贡献，首先在于发展并确立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原则。

张仲景把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症状，根据病邪入侵经络、脏腑的深浅程度，患者体质的强弱，正气的盛衰，以及病势的进退缓急和有无宿疾等情况，加以综合分析，寻找发病的规律，以便确定不同情况下的治疗原则。他创造性地把外感热性病的所有症状，归纳为六个证候群（即六个层次）和八个辨证纲领，以六经（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来分析归纳疾病在发展过程中的演变和转归，以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来辨别疾病的属性、病位、邪正消长和病态表现。

由于确立了分析病情、认识证候及临床治疗的法度，因此辨证论治不仅为诊疗一切外感热病提出了纲领性的法则，同时也给中医临床各科找出了诊疗的规律，成为指导后世医家临床实践的基本准绳。

在方剂上，《伤寒杂病论》的贡献也十分突出，书中创立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方剂。据统计，《伤寒论》载方113个，《金匮要略》载方262个，除去重复，两书实收方剂269个。这些方剂均有严密而精妙的配伍，其变化之妙，疗效之佳，令人叹服。

该书对于后世方剂学的发展，诸如药物配伍及加减变化的原则等都有着深远影响，而且一直为后世医家所遵循。另外在剂型上此书也勇于创新，其种类之多，已大大超过了汉代以前的各种方书。记有汤剂、丸剂、散剂、膏剂、酒剂、洗剂、浴剂、熏剂、滴耳剂、灌鼻剂、吹鼻剂、灌肠剂、阴道栓剂、肛门栓剂等。

此外，对各种剂型的制法记载甚详，对汤剂的煎法、服法也交代颇细。所以后世称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为“方书之祖”，称该书所列方剂为“经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