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身边到底围着多少男人

我们常常要借助一个男人的光线，才看到他背后的女人，对于那些从民国时代走来的文艺女青年们，但林徽因是个例外。在她身上，折射着许多优秀男人的光芒，而她反过来又为这些男人增添了光彩，我们举着她这支蜡烛，把那些有着别样才情与身世的男人照看得更加清楚：梁启超、胡适、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费正清、沈从文、张奚若……这串散发着光芒的名单里，间或瞥见林徽因的衣袂飘动，她与他们终生保持着或父或兄、或亲或友的深厚情感。

林徽因的父亲、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的林长民，不无骄傲地对徐志摩说：“做一个天才女儿的父亲，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伦的辈分，先求做到友谊的了解。”

彼时林徽因刚满16岁，但谈吐和悟性已经超越了她的年龄，在她的美貌和聪慧面前被迫放低天伦辈分的不只是林长民，徐志摩也不顾自己是林徽因父亲的好友，且在国内已有妻儿，公然闹离婚并追求起这个刚刚中学毕业的小姑娘来。这段公案因影视、小说、文史学家津津乐道的介入而妇孺皆知。

不太被人知道的是，在徐志摩追求林徽因之前，他跟林长民互相引为知己，还玩过一场互通“情书”的游戏。在通信中，徐志摩扮一个有夫之妇，林长民扮一个有妇之夫，双方假设在这不自由的景况下互相爱恋。两个接受过留学教育的旧知识分子，用这种匪夷所思的方式，来描摹他们渴望自由，但又身陷囹圄的情爱世界以及政治抱负。徐志摩写过一篇浓艳的短篇小说《春痕》，其中的主人公“逸”，就是以林长民为原型的。

林徽因最终没有选择徐志摩，她和梁思成在长辈的安排下相识相爱了。梁启超对长子寄予厚望，亲自挑选了未来儿媳人选，并在林徽因丧父后视她一如亲女。两家安排只待梁思成从清华一毕业，就送他们一起去美国深造。

这对小儿女于是常在一起憧憬未来，林徽因告诉梁思成，她以后准备学习建筑。梁思成大感意外，他从未想过文弱的女孩子要学盖房子：“建筑？”他反问道，“你是说（房子）？还是（建筑物）？”

林徽因笑起来，她左边脸腮上有一个不对称的酒窝：“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建筑学）吧！”

这位建筑学巨匠晚年承认，自己最初选择学习建筑，只是为了林徽因，“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都不知道。”--梁思成以多种重要身份存在于历史之中，但贯穿他一生的核心身份，竟首先是个一心疼顾老婆的温和男人，这一点，在后来的金岳霖事件里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见过梁氏夫妇的人，莫不承认他们是恩爱的一对。年一次学生游行示威中，梁思成被军阀金永炎的汽车撞伤，并因此留下终身残疾，林徽因每天都来安慰他寂寞的病榻，为他拭汗、打扇、读书。这一点让梁思成的母亲极为不满，她认为思成伤卧在床，衣冠不整，大家闺秀应该低眉敛目小心回避才是，一个官宦人家的小姐，尚未下聘，怎能如此不顾体统？

梁启超却因此更加欣赏林徽因，老爷子洋洋得意地写信给大女儿梁思顺：“老夫眼力不错吧！”这个维新派因此生发出他的姻缘观：由父辈留心观察、看好一个人，然后介绍给孩子，最后由孩子自己决定，“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

这场婚姻确实向人们昭示了婚姻有可能多么宽松，同时多么牢固。终其一生，金岳霖都是林徽因和梁思成最好的朋友，他们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一起，隔院毗居，同饮同食，同悲同喜。梁思成遇到学术上的任何问题，常常请教金岳霖，跟林徽因吵架，也搬出金岳霖来评理调停，在林徽因和梁思成双双故去以后，金岳霖还跟梁思成的儿子住在一起，梁从诫像对待自己父亲一样，陪伴这个为了林徽因终生未娶、亦无后人的大哲学家走完生命最后一程。

从林徽因写给好友费慰梅（费正清之妻）的一封信里，可以看出他们3人的亲密与默契。当时正是抗战最艰苦的时候，林徽因和梁思成蛰居李庄，生活困顿，贫病交加，金岳霖一有假期就来李庄看望他们，同他们一道过年，林徽因一边听着日本轰炸机从上空飞过，一边在信里这样写道：思成是个慢性子，愿意一次只做一件事，最不善处理杂七杂八的家务。但杂七杂八的事却像纽约中央车站任何时候都会到达的各线火车一样冲他驶来。我也许仍是站长，但他却是车站！我也许会被碾死，他却永远不会。老金（正在这里休假）是那样一种过客，他或是来送客，或是来接人，对交通略有干扰，却总是使车站显得更有趣，使站长更高兴些。

林徽因写完信，就交给思成和老金看，问他们可有补充，于是我们看到了接下来由金岳霖写的一段：

当着站长和正在打字的车站，旅客除了眼看一列列火车通过外，竟茫然不知所云，也不知所措。我曾不知多少次经过纽约中央车站，却从未见过那站长。而在这里却实实在在既见到了车站又见到了站长。要不然我很可能把他们两个搞混。

金岳霖写完，梁思成又接过信来附言道：

现在轮到车站了：其主梁因构造不佳而严重倾斜，加以协和医院设计和施工的丑陋的钢板支架经过七年服务已经严重损耗，（注：梁思成因车祸脊椎受损，一直穿着协和医院为他特制的钢马甲），从我下方经过的繁忙的战时交通看来已经动摇了我的基础。

这封信写在又薄又黄的劣质纸张上，不分段，字极小，没有天头地脚，连多余的半页都被裁去，为了节省纸张和邮费。这封信让远在华盛顿的费正清夫妇笑了很久，接着又心酸了很久。

她怎么可能是摆设？在她家客厅的著名沙龙里，任何谈笑有鸿儒的对话，她都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即使重病中都躺在沙发上跟客人们大谈诗歌与哲学。曾经的沙龙客之一萧乾回忆说：

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别说沈先生（沈从文）和我，就连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发上吧嗒着烟斗，连连点头称是。徽因的健谈绝不是结了婚的妇女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我后来心里常想：倘若这位述而不作的小姐能够像18世纪英国的约翰逊博士那样，身边也有一位博斯韦尔，把她那些充满机智、饶有风趣的话一一记载下来，那该是多么精彩的一部书啊！

可惜，林徽因自己也承认自己是个“兴奋型的人”，情绪喜怒不定，像朵带电的云，“只凭一时的灵感和神来之笔做事”，所以，她留下的作品并不多。她的聪慧，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传说，流传在那些见识过这聪慧的文化名人们的口头笔端，而战争、疾病、政治运动、贫穷而琐细的家庭生活又剥夺了她大量的创作精力，所以，抛开她那些著名的“绯闻”，在学术层面上，人们通常只知道她是国徽的设计者、北京古建筑的积极保护者，而忽略了她内心更加丰沛的才华。

被肺病折磨半生，她终于在年去了，比梁思成幸运，她躲过了后来席卷全国的“史无前例”。丈夫亲自为她设计了墓碑，碑上移来她生前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花圈；知己金岳霖为她组成治丧委员会，悉心料理后事。人生得此，夫复何求？她的墓碑上写着：这里长眠着林徽因，她是建筑师、诗人和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