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统一天下，李渊做着最后的努力

具体策略，三步走。

第一步：大军渡济河，先取河阳，遣重将据守。

第二步：率众鸣鼓擎旗，穿越太行，进入上党（今山西长治），先声后实，传檄而定。

第三步：渐趋壶口（今山西吉县壶口），稍骇蒲津（今陕西大荔东），占领河东之地。

理由同样有三：

一、河东现在就像“无人防守区”，我军进军没有任何风险。

二、我们可开拓新的疆土，得到更多的军民支持。

三、我们攻占了河东，就可直接威胁长安，唐军一定会心虚，马上派兵来围剿，这样王世充之围将自解。

这是个好计谋，窦建德听了很心动。然而，就在他准备行动时，绝大多数部将却站出来反对，理由很可笑：“凌敬不过一介书生，他懂什么军事，只不过是纸上谈兵罢了。现在不联合王世充夹击唐军，一旦王世充失利了，我们灭亡也不远了。”

众将之所以这样坚决反对凌敬，不是凌敬的计谋不行，而是王世充的金钱贿赂太行，他们都收了王世充使者送来的好处，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天经地义。

生死悬于一线间，窦建德的选择很关键，然而，这个时候，决定窦建德的不是智谋，而是性格。那么，窦建德的性格是什么呢？

两个字：愎谏。

愎谏的意思就是坚持己见，不听规劝。《左传·昭公四年》：“汏而愎谏，不过十年。”《韩非子·亡征》：“很刚而不和，愎谏而好胜，不顾社稷而轻为自信者，可亡也。”

的确，窦建德很多优点，不谋利、不谋私、不好色、不嗜杀、不嗜情，是不折不扣的四好男人，五优先生。然而，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生性多疑，爱信谗言，优柔寡断，难辨是非。有一个经典的故事，窦建德还在河北经营和扩张地盘时，其手下大将王伏宝随窦建德征战多年，勇冠三军，功绩在诸将之上，结果遭到诸将的忌妒，被诬蔑说谋反，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窦建德眼看处决王伏宝的呼声越来越高，不问清楚便将他送上了断头台。结果，王伏宝临死时还在叫冤：“我没有罪啊，我没有罪啊，大王怎么能听信谗言，而砍掉自己的左右手呢！”

王伏宝死后，窦建德军便由屡战屡胜变成屡战屡败了，才会四攻幽州一败涂地，可怕的是窦建德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失误，很快又听信谗言，将好直谏的大谋士宋正本处死，结果弄得手下人人自危。有了前车之鉴，从此没人再进忠言，不可一世的窦建德开始呈直线下坡的趋势。

此时，一面是凌敬的绝世妙计，一面是众将的齐声反对，耳根子软的窦建德再次展示其柔和的一面，听从了大家的话，拒绝了凌敬，并且直接说了一个关键词：少数服从多数。解析：现在我军上下团结一心，士气正旺，这是冥冥之中老天在帮助我们啊。凭着这股势不可挡的锐气，与唐军进行大决战，肯定会战无不胜。现在我已铁了心要跟随大家的建议决战，对不起，这一次不能听您的计谋了。

“不听我之言，祸不远矣。”凌敬还在进行最后的努力。

“放肆！闭嘴，给我轰出去。”窦建德勃然大怒，命人将凌敬轰出大堂。

其实这个时候，窦建德还有亡羊补牢的机会，因为他的夫人曹氏进行了善意的劝说：“凌敬的计谋很好啊，大王怎么不采纳呢？”

然而，窦建德却冷冷地回了一句“妇人之见”，便拂袖而去。

曹氏只有流泪的份了。

性格决定命运，果不其然。就这样，一心决战的窦建德彻底走向了不归路。

“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窦建德的行为最好地为我们诠释了这六个字。

窦建德想要决一死战，李世民也很配合，从此，唐军隔三岔五便把战马拉到黄河以北放牧，引诱窦建德出击。

果然，窦建德得到这一情况，马上进行了分析，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李世民的大军粮草供给出现了问题，这正是和唐军进行决战的大好时机。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五月二日，窦建德率大军自板渚西出，在汜水东岸布阵，北依大河，南连鹊山（今河南荥阳西南），正面宽二十里，擂鼓挑战。

李世民率军在汜水西岸列阵相持，采取的策略是大部队按兵不动，只派小部队与窦建德军打游击战。

窦建德才不屑小部队接触，休想把我的十万正规军打成游击队。他列开大阵等唐军决战，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从早晨七八点一直等到中午一点多，四五个钟头，这哪里是打仗，简直是在搞列队检阅。四五个小时过去了，大家都累了，算了，别装了，还是消停消停吃点饭吧。

于是很多人都坐了下来，嚷着要吃饭，争着要喝水，顿时乱得像一锅粥。就在这时，李世民吹响了总攻的号角，养精蓄锐、以逸待劳的唐军铺天盖地地杀将而来。没有悬念，窦建德大军兵败如山倒，只能机械地选择一个动作：逃。

唐军当然不会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也机械地选择了一个动作：追。这场古代马拉松赛中，窦建德跑了三十里，唐军也追了三十里，结果两者几乎同时冲过终点线牛口渚（今河南荥阳市西北黄河南岸）。

“豆入牛口，势不得久”。窦建德这粒“豆”到了“牛口”，也就注定无路可逃了，被唐军大将白士让和杨武威抓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