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长征中的习仲勋

照金失守后，习仲勋带队转战陕甘边。1933年冬天，红军横扫陕甘边的反动武装，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建立起来，从此，以桥山中段为依托的红军游击战争，以燎原之势发展起来了。

1934年2月，国民党调集正规军和各地方民团，对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围剿”。习仲勋自始至终参与组织指挥了边区反“围剿”斗争和后方生产建设事业。在陕甘边红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后，在巨大的军事压力下，习仲勋仍然留在南梁，组织领导根据地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后方反“围剿”斗争。至5月底，陕甘边红军经过大小30多次战斗，歼敌3000余人，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1934年10月，在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的关键时期，国民党军分六路向陕甘边根据地进攻。边区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党委临时决定：红军主力再次转入敌后，歼其一路或两路，打乱敌“围剿”计划；少数游击队配合赤卫军留守根据地，与敌周旋。当时习仲勋留守南梁，肩负起了组织领导保卫根据地和筹集物资支援前线的重任。

1935年春，当中央红军转战云贵川、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作战之时，国民党当局调集陕、豫、晋、宁、甘五省军阀，共4万兵力再次对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围剿”，时称第二次“围剿”。进攻的重点目标是陕甘边根据地所在地——南梁。敌人还采取堡垒战术，沿途构筑碉堡，建立“战略村”，妄图消灭陕甘边区红军。

新成立的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简称西北工委）决定，集中红军优势兵力，先打敌高桂滋防线，向南向西发展，使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北上陕北作战；第一团在耀县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敌六十一师；第二团对马鸿宾部实施阻击，向甘肃省环县、陕北三边（即定边、靖边、安边）发展；骑兵团相机东进陕西省宜川，积极向韩（城）、合（阳）地区游击；留当地游击队坚持内线武装斗争；暂时放弃南梁，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向洛河川一带转移。

习仲勋领导南梁地区第二路游击队和赤卫军与敌展开作战，以疑兵之计迷惑对方，并派出小分队袭扰，在老爷岭地区迟滞敌人一个月之久。在国民党军重兵逼进的形势下，按照西北工委的指示，习仲勋组织群众撤离南梁。

在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西北红军经历大小10余战，连战皆捷，俘敌200余人，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塞、安定（今陕西省子长县）、靖边、保安（今陕西省志丹县）6座县城，使游击区扩大到30多个县，陕甘主力红军发展到5000余人，地方游击队扩大到4000余人，把长期分离的陕甘边区、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陕甘根据地由此形成。大江南北红色区域遥相呼应，使国民党军在围追堵截中央红军和“围剿”西北红军中南北不能相顾，兵力分散，客观上减轻了南方红军的压力。

1935年7月，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继续北上，先头部队抵达毛儿盖，蒋介石判断红军的企图是“越过洮、黄两河，接通‘国际路线’，或由陇中窜向陕北、宁夏，与陕匪合股”。所以蒋介石部署新的围堵计划，调集薛岳、胡宗南等部大军，企图将红军围困和消灭于岷江以西、懋功以北地区。

1937年10月，关中特区改称关中分区，习仲勋任分区地委书记，图为习仲勋（前排左三）与分区的战友们。

而这时陕甘苏区蓬勃发展，西北红军英勇作战，吸引了大量国民党军队。阎锡山在绥靖公署及省府纪念周报告中指出：“陕北匪共甚为猖獗，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非赤化……现在共党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扩大区域威势。”

面对西北红军的壮大和陕甘根据地的发展，1935年7月，蒋介石又调集东北军七个师，马鸿逵的三个骑兵团连同原参加“围剿”的军队，总兵力达15万人，对陕甘根据地进行“围剿”。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领导苏区军民奋力抵抗国民党军的进攻，在延安、甘泉等地给国民党军以重创。

西北红军的不断壮大和陕甘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恐慌，使国民党调集大量军队对西北红军进行“围剿”。西北红军在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人的指挥下进行英勇顽强的反“围剿”作战，牵制了国民党军大量兵力，使其难以集中兵力“围剿”南方红军，在客观上策应了南方红军的战略转移，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参与创建和发展陕甘革命根据地，为历经长征艰险的党中央和各路红军提供了稳固的落脚点

1934年，中国革命正处于最低潮，全国各个根据地相继沦陷，但这一年，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成立，在革命的危急时刻，陕甘边成为红星照耀的地方，竖起了各路红军落脚的航标。

自踏上征途那天起，寻求战略转移的落脚点，就成为党中央和红军最主要的任务之一。选择一个合适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作为长征的落脚点，关系党和红军的存亡，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成败。在长征途中，党中央曾先后选择了湘西、川黔边、川西北等地作为长征的落脚点，但都没能实现，直到到达陕甘根据地后，才站稳了脚跟。

陕甘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根据地，在物质匮乏、环境恶劣的条件下，习仲勋呕心沥血，为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通过“两当兵变”等斗争实践，习仲勋认识到，要夺取武装斗争的胜利必须走井冈山的道路，把军事运动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建立工农武装和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

1933年，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在照金建立了西北地区第一个山区革命根据地，开展建党、建军、建政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