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代远怒斥：这哪像共产党的医院？

早在1928年年初，中共中央长江局决定建立中共湘鄂赣边特委，派郭亮为书记，在岳阳建立了特委机关。当年3月郭亮被捕牺牲，特委机关被破坏，湖南省委又派滕代远为特委书记，准备适时恢复特委机关。

在频繁的战斗中，滕代远时刻不忘省委关于“若边特尚在，则改组之；不在，则设法恢复之”的指示，反复思考着一个重大任务——恢复湘鄂赣边特委。当年9月中旬，滕代远与彭德怀率部到达铜鼓县，受到当地党组织和群众的热烈欢迎。9月17日，在铜鼓县幽居王家祠堂，召开了中共平、浏、修、铜等县县委和红五军党组织的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滕代远、彭德怀外，还有浏阳县委的王首道和浏阳东乡区委，平江县委、修水县委、铜鼓县委等派出的负责人。会议肯定了平江起义的胜利和各县的工作成绩，批评了各地乱烧滥杀，没有正确对待中产阶级的盲动主义错误，指出反对盲动主义是党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会议对边界特委和各县委的工作也作了部署，并划出了各自的活动中心。会议选出滕代远、李宗白、邱训民、彭德怀、王首道五人为湘鄂赣边特委常委，滕代远为书记。

这次会议是湘鄂赣根据地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会后，滕代远一面与彭德怀率部转战各地，寻找机会与红四军会合；另一面抓紧边界根据地的建设工作。在边界特委统一领导下，根据联席会议确定的方针与任务，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加速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

巡视湘鄂赣边区

1931年年初，刚刚成立的苏区中央局为了贯彻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掌握湘赣、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并与之加强联系，特派滕代远作为中央局的巡视员，巡视湘东南和平江、浏阳一带，了解情况；并向各根据地党组织以及留在湘鄂赣边区的红十六军传达中央局的指示，指导那里的工作。同时，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也要滕代远将从长沙退出时留在平江、浏阳养伤治病的人员领回，并且招募一批新兵，扩充红军。临行前，彭德怀一再嘱咐他，任务完成了，定要及早返回。1931年3月间，滕代远在频频参与保卫革命根据地的多次重大战役后，冒着凛冽的风雪和可能被敌人发现的危险，渡过赣江，来到河西的湘鄂赣边区，立即开始了巡视活动，同时布置招募新兵的工作，他要求边区各县征调志愿兵一千五百人参加红军。

首先到达平江、浏阳，见到了老战友张启龙、李宗白等人，除了向他们传达苏区中央局的指示，又详细询问了湘鄂赣边区的一些情况。巡视中他了解到，边区各县的工农群众有不少参加了红军，仅从1930年9月到1931年3月，就有三万余人。滕代远听到后十分高兴，因为这是他和彭德怀率领红五军、红三军团在这里多次打败国民党军队，消灭地主武装，发动群众，建立和发展党、群组织，为创建苏区打下基础后得出的成果。

滕代远到后，特委负责人考虑到他是红军著名将领，加上是长途跋涉，十分辛苦，便交待伙房每天为他开三餐，特意搞点下饭菜。头一天，由于炊事员把饭菜直接送到他的住房，滕代远没有觉察到。第二天中午，当他吃完饭送碗到厨房时，见里面冷冷清清，便问炊事员怎么回事，炊事员只好实情相告：国民党反动当局频繁派兵进扰，实行残酷的烧杀和经济封锁，这里粮食匮乏，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从二月份起，特委机关每天只吃两顿红薯饭。滕代远立即找来特委书记李宗白，见面就问：“老李，你们每天吃几餐饭？”李宗白见滕代远如此严肃，便如实回答：“吃两餐。”“那你们为什么给我开三餐？”“大家考虑到你的工作辛苦，所以……”“我工作辛苦，大家都很辛苦嘛！我参加革命这么多年了，难道连这点苦也吃不了吗？”见李宗白还想解释，滕代远又说道：“我们常说要与群众同甘共苦，现在干部群众都只吃两餐，我一个人怎么能吃三餐呢？你们这不是要我犯错误吗？”李宗白见他态度坚决，只好点头同意。滕代远补充说：“从明天开始，我跟大家一起吃。”停了一会儿又半开玩笑地说：“老李，要是再给我开三餐，我就要向中央告你。”

这哪像共产党的医院

巡视工作一开始，大家首先来到驻扎在浏阳张家谭肖家坳的后方第三医院，滕代远查看后十分满意。当天下午他翻过一座大山，赶到设在浏阳张家谭观音堂的后方第四医院。这里的情况与第三医院大不一样，医院内杂草丛生，脏物满地；医护人员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谈天说地，打闹哄笑，显得无所事事；病房里垃圾成堆，被盖脏污。多数伤病员只穿两件单衣；而医院的院长、政委和秘书却穿着崭新的棉衣，医院秘书的手上还戴着两个金戒指。滕代远看到这些，既气愤，又痛心，他愤然指着院长赖光辉和政委胡文适说：“亏你们还有脸来见我！这哪像共产党的医院？简直乱七八糟！要是这个样子，谁还来当红军？”接着滕代远又严肃地责问同来的特委负责人，为什么特委对这种情况放任不管？这位特委负责人回答说：“后方医院是由一方面军总前委直接领导的，特委管不了。”“你们管不了，那我这个总前委委员来管。”滕代远当即做出决定：一、院长赖光辉和政委胡文适玩忽职守，对二人撤职查办；二、后方第四医院管理混乱，加上敌人迫近，暂时撤销，并入后方第三医院；三、今后设在平江、浏阳等地的后方医院，一律由湘鄂赣特委统一领导。

从后方第四医院巡视出来，已是日暮时分。滕代远想顺便看看当地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并决定在乡政府过夜。晚上，他刚刚入睡，忽然被对面一户农家传出的噼噼啪啪打牌声吵醒。滕代远披衣起来问乡苏维埃政府主席：“这是什么人在吵？”“都是第三医院的伤病员。”主席回答。滕代远非常气愤地说：“伤病员？为什么不住在医院，却跑到这里来打牌？”乡政府主席叹口气说道：“伤病员大多数是好样的，但也有那么几个不安分的，伤好了不愿回部队，今天在这个乡寄宿几天，明天那个乡住几天，打牌赌博，还乱到群众家里吃饭。你要说他们，他们轻则骂你是反革命，不优待红军伤兵，重则你还要挨打。”滕代远听后，严厉地对乡政府主席讲：“这不是成了兵痞了吗？革命队伍里面可不能容忍这种败类。你现在就去告诉那几个伤员，立即返回医院去，否则，命令乡赤卫队把他们抓走。”乡苏维埃主席向那几个打牌赌博的伤员传达意见后，他们一个个乖乖地返回了医院。

“右倾”帽子不要随便乱扣

与此同时，滕代远还视察了留在湘鄂赣边区的红十六军。这支部队是湘鄂赣苏区的主力红军，是1930年刚刚组建起来的，军长孔荷宠和政委黄志竞都曾是滕代远的部下，现在又是中央局派来的巡视员，所以他们对滕很尊重。当滕代远听到不少人反映十六军战斗力差，经常打败仗时，感到很痛心。到达军部后，滕代远立即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军部负责人向他倾吐苦衷：“部队之所以打败仗，主要是特委在军事指导上犯了‘左’倾错误，天天要红十六军‘进占定州，威迫长沙’，今天要求打这里，明天要求打那里，不管敌人有多少，不执行命令就被扣上‘右倾分子’的帽子，撤职查办。几个月来，光军政治委员就换了三次，有的连已换了七八个连长，致使士气低落，战斗力也每况愈下。”

滕代远听后非常生气，当即批评了列席会议的特委代表：“你们这不是瞎指挥吗？‘进占定州，威迫长沙’，谈何容易！去年红一方面军三万人都没有打下长沙，红十六军两千多人做得到吗？”顿了一下，他又说道，“‘右倾’帽子可不要随便乱扣，搞得不好，就会断送革命事业！” 滕代远向军长孔荷宠、政委黄志竞等领导传达了中央局的指示，要他们认真执行六届三中全会决议，纠正和抵制“左”的错误。军长、政委当即表示坚决接受指示，加强工作，振奋士气。会后，滕代远深入连队了解情况，研究战术问题，集中了指战员的智慧，和特委、军委的同志一起制定出适合十六军的分散游击战术。

当然，边区的工作也还存在不少缺点和问题。有的党组织存在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有的党员干部存在强迫命令的工作方式；有的苏区在敌人进攻后，部分人产生消极悲观情绪；有的地区分配土地时，出现富农路线；少数苏维埃机关缺乏群众威信；个别党员贪图享受，贪污腐化。

1931年7月12日，滕代远向苏区中央局写了长达两万多字的《巡视湘鄂赣苏区的报告》，同时向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口头汇报了有关情况，使中央局和总前委对湘鄂赣、湘赣根据地的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改变了两边隔绝的情况。

在滕代远这次巡视后，湘鄂赣边区的工作很快有了变化，在接踵而来的第二次反“围剿”中经受了考验，并且得到了新的发展。这是滕代远对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建设又一次的重大贡献。

1932年7月15日，滕代远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