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一个历史上真实的袁绍

以前多将郭图与沮授、田丰的争论放在军事战术层面进行对比，但如果细心感受双方辩论内容所处的当时环境氛围，就不难疏理出针对谶言的两股意识形态之争。

央视版《三国演义》剧照。袁绍（？－202年6月28日），字本初，汝南汝阳（今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袁老乡袁老村）人。东汉末年军阀，汉末群雄之一。

像袁绍僚属这样纠结于称尊号与挟天子的，其实还有江东的孙权。

孙权初次与鲁肃对话时，明言“今汉室倾危，孤思有桓文之功”，然后又说“今尽力一方，冀以辅汉耳。”

当曹操大军顺江东下时，张昭仍然建议“曹公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且赞成此议之人不在少数，致使孙权事后叹息能懂自己心意的唯数人而已。

这些事例表明江东政权同样受制于许都天子号令的可能，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受其影响，但是像郭图、审配那样的人，在孙权幕府中也不少，鲁肃初见孙权就明言“汉室不可复兴”，紧接着就是如何建立江东王业的豪言，要知道这种话在汉末仍然属于大逆不道，耿包就因此被送上绝路，鲁肃如此直言不讳，比韩信向刘邦建言“东向与项王争天下”，需要更大的勇气。

周瑜在讨论孙权是否应该给曹操派遣质子，畅言“岂与南面称孤同哉”，丝毫不将曹操所挟的天子号令放上眼里。甘宁就更是露骨，一句“今汉祚日微”足以体现其无汉之心。

在史书的记载中，江东诸将的反汉思想，被史家做了无害化处理，让人觉得这些极具灵活性的策略是孙权得以立足江东的关键，而张昭这种慑服于汉家威令之人反倒不是主角，其实这是史家基于事后成见而有所倾向化，如果将鲁肃、周瑜、甘宁比作郭图、审配，将张昭比作袁绍麾下的众多幕僚，那么真相就完全清楚了，袁绍因之而一事无成，孙权因之而终成霸业。

以此再来看曹操当初作出迎汉帝于许都的策略，就会有更深的体会。

当曹操谋迎天子时，荀彧的一番言论让其幕府中再也没有反对者，曹操也顺势作出挟天子之举，如此迅速的行动力，除了展现其果断勇决之外，也表现出其阵营内部对汉帝合法性没有严重的分歧，“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言几乎被忽略了。

谶言曾经深刻影响了袁术，接着纠缠着袁绍，其余威仍然震荡了孙权，却几乎不对曹操造成多大冲击，曹操处于这样的氛围环境，登众强之先踏出这一步，实属幸运。

央视版《三国演义》剧照。吴太祖大皇帝孙权（182年－252年5月21日），字仲谋，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三国时代东吴的建立者。父亲孙坚和兄长孙策，在东汉末年群雄割据中打下了江东基业。建安五年（200年），孙策遇刺身亡，孙权继之掌事，成为一方诸侯。

袁绍纠结于两种意识形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挟天子的代价过高，曹操挟天子的成功容易让后人淡化他曾经面临的风险，反而更易忽略袁绍针对此事的复杂态度。

政治决策往往注重经验与成例，在东汉末年，“挟天子以令诸侯”能搬上台面并拥有正面参考价值的，唯有齐桓公与楚霸王两例，但这两例都有特殊性。

齐桓公属于合法拥有疆域的诸侯，尊奉周王并不使自身权益受损，失败了还能保有齐国那一亩三分地；

项羽最终干掉了楚怀王，但刘邦也没有另立一位与项羽抗衡，原因在于楚怀王的权威并不覆盖到关中地区，他仅仅是各国的盟主，因而刘邦打楚怀王的旗号并未给他对抗项羽带来多少实惠，

新城董公高调呐喊为楚怀王复仇，可各路诸侯都是看时势行事的，刘邦彭城惨败后，列强纷纷与项羽结盟，哪里有什么“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可能？

站在袁绍的角度，最能引起他注意的就是董卓，还是个反面例子。

董卓一入洛阳就行废立之事，天子倒是挟持了，但诸侯可不听他号令，关东地区人人喊打，最后被迫迁都长安。看到董卓这种近乎沦落到过街老鼠的惨象，还能指望袁绍对“挟天子”有所心动吗？

再看汉廷应付挟天子者的方法，先是王允暗联吕布做掉了董卓，然后是杨彪拉拢郭汜以制衡李傕，坐看李郭两人火拼，最后火玩大了被迫东返，在奔向洛阳途中，董承联合曹操挤掉随军诸将，接着又是董承打算联合刘备谋杀曹操，朝廷一再旋展联弱击强的策略，

每位挟天子者都有被干掉的危险，曹操幸运才逃过劫难，汉廷也将自己彻底玩完，袁绍以史为镜，能不对此心凉吗？

央视版《三国演义》剧照。董卓（？－192年5月22日），字仲颖，陇西临洮（今甘肃省岷县）人。东汉末年少帝、献帝时权臣，凉州军阀。官至太师，封郿侯。原本屯兵凉州，于灵帝末年的十常侍之乱时受大将军何进之召率军进京，旋即掌控朝中大权。其为人残忍嗜杀，倒行逆施，招致群雄联合讨伐，但联军在董卓迁都长安不久后瓦解。后被其亲信吕布所杀，余部由李傕等人率领。

从袁绍的角度看，最符合其心意的，莫过于汉帝永远留在关中，最好是死于李傕郭汜之乱，彻底将关东战场留给自己，届时无论对手是曹操还是孙权，袁绍都可以将其转化为刘项之争，胜者为王败者为鬼，无论如何也不会沦落成周公或霍光那样吃力不讨好的地步。

汉帝戏剧性地重返关东打乱了袁绍的早期部署，自行称帝固然还不是时候，挟天子也是风险极高，两种选择都有相当数量的僚属支持，分歧撕裂了军府谋士队伍，也让袁绍进退两难。

当曹操挟汉帝入驻许都，袁绍已经感受到天子号令可能对自己不利，他想了个很巧妙的方法，劝曹操将天子换个离自己近的地方，袁绍既不愿受曹操的制约，又不愿由自己承担挟天子的风险，这是个折中方案。

只要洞悉了袁绍的这种心理，那就不难理解，当方案被曹操断然回绝后，田丰的后续策略是多么的不识抬举，他居然劝袁绍早做袭取许都的打算，这在袁绍看来是一万个不愿意。

同样的理由也可以解释，当曹操屡次远攻张绣，以及在官渡紧张的战局中改击刘备时，袁绍为什么轻描淡写地将谋士提议直取许都之策置之不理了，他已经料到了袭取许都的结局，无非是曹操落荒而逃，自己站在了曹操的位子上，承担着曹操曾经面对的风险。

将袁绍与北齐神武帝高欢作个比较，能更好地了解袁绍当时的心理，高欢起兵之时被迫拥立元魏宗王为帝，之后废尽心思地远离洛阳，改在晋阳设立军府，但最终仍然不得不与魏孝武帝翻脸，那次的君臣之变给高欢造成了巨大的心理打击，自己称帝之事也成泡影，只好将未竞之业留给高洋。

袁绍的深谋远虑，或者说瞻前顾后，成为他错失霸业的根源，至于他在官渡战败后，是否后悔没有将天子挟持于冀州，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后人可能忘了，其实袁绍也曾经挟持过天子，在他起兵关东之前，曾与大将军何进一道以天子命令号召诸将进逼洛阳，以便迫使太后下令驱逐宦官，他确实大获成功，如果不是宦官冒险反扑得手，袁绍的险中求胜之计足以媲美战国策士，只不过他借天子之威号召的并非各路诸侯，而是朝廷官僚体系中的文官武将。

历史大学堂官方团队作品 文：罗海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