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对中国的侵害，最早开始于甲午战争

　　把时间维度拉开，我们很容易看到：一般意义上的十四年抗战，其实只是中国百余年苦难史当中最深重的一段。

　　近代日本对中国的侵害，最早开始于甲午战争。

　　在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在东南沿海省份已经搞了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与此同时，日本明治维新也已有二十六年。

　　以“财”而论。直到庚子之役前夕的1900年，中国的GDP依旧占全世界的11%，同期日本仅占2.6%；（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甲午战败后，清廷仅对日赔款折合为当时日元可达3.65亿，而同年日本全国经济总量才2.15亿日元（韩毓海《天下：包纳四夷的中国》）。可以说，中国完胜日本。

　　以“业”而论。两国开始工业化的时间大致相当；二者的具体操作大同小异，都是师承西方工业国，都是以兴办西学和近代工业体系为主；武器装备上，两国同样不存在质的差异。可以说中日大致打成了平手。

　　那么显而易见，近代中日的第一次交手，中国之败只能说是败在“势”上。

　　洋务运动的大背景是，自1851年开始的太平天国运动极大动摇了清廷的统治根基，使得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节制能力开始大幅度下降。

　　真正推动洋务运动的其实是李鸿章、张之洞这些东南诸省的政治精英，在获得了近代化的工业基础的同时，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之间的政治博弈也在不断趋于激烈。如此一来，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各个地方派系之间相互钩心斗角，中央与地方实权人物之间互相忌惮。一场颇为宏大的近代化运动，带来的却是内耗的进一步加剧。

　　除此之外，人类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又称为“煤铁革命”，煤和铁是近代工业最根本的物质基础。而出于政治原因，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的工业设置多位于东南沿海地区，这里恰恰是既少煤又无铁。这种不合理的工业布局，又进一步降低了工业设施的费效比。

　　再者，东南各省的士绅们在这一过程中将大量财富固化在了沿海地区，而面对西方列强，这一区域的安全问题却始终难有保障，这势必导致这些人在面对西方国家时很难有多少底气。

　　一场洋务运动，得其财，创其业，却终未强其势。

　　而与此同时，日本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不仅结束了幕府统治，更重要的是通过“奉还籍册”运动，极大地削弱了“大名”等地方势力对地方的控制。在当时的日本，警察、文教、税政等政府机构，都通过“派出所”这种当时日本所独有的机构形式，将政府的影响力直接送达到基层。

　　由此，便建立起了一套统合度相对较高的国家体制。同一时期内，两国内部一分一合，最终结果也就可想而知——甲午战争中日本实际面对的并非是“中国”，而是一个个具体的派系乃至个人。

　　战败给中国带来的最大冲击，并非是赔款带来的财富上的损失，而是一战丢失台湾、朝鲜半岛两个地缘战略要冲。特别是朝鲜半岛的易手，使得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在海、陆两个方向都失去战略屏障。位于北京的朝廷，连自身的安全都难以保障，自然也就再难有什么权威可言。至此，中国表面为集权，实则滑向诸侯封建。

　　1900年“庚子之难”时，就有著名的“东南互保”——在首都遭受外敌入侵时，东南几省却单独与人家媾和。

　　至此，清廷的中央集权事实上已宣告彻底崩溃，十一年后（1911年），宣统退位，帝制终结，这一系列事件早已成为定局，唯一的悬念无非是时间早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