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沿海女性思潮解放领先全国的原因大揭秘

一说到民国时期那些曾叱咤上流社会的名媛们，想必很多人都会津津乐道其背后精彩绝伦的故事，更是对这些曾经的中华明珠如数家珍，比如才貌双绝的林徽因、陆小曼；被誉为上海滩第一交际花的唐瑛；让马君武以“赵四风流朱五狂”所点评的赵一狄；还有当初北大公认的“皇后”马珏，她们都曾是那个时代的焦点，也是民国女子们最前沿的代表。

能被冠以“名媛”二字，并不是单单只是诸如家世、才貌等众所周知的优秀条件，这两个字背后所蕴涵的，不管是学识、思想、涵养还是文化都代表了一个极高的水准，至少在女子当中，是为龙凤。但是这里却有一个非常好奇的现象，就是民国的名媛之中，东南沿海、江浙之地占据了绝大多数，当我们一一来对应的时候，你会发现林徽因是福建人，但是生于杭州，陆小曼是江苏常州的，唐瑛是上海的，赵四小姐（赵一荻）是浙江金华的，马珏是浙江宁波的。当然，有人会说我特意挑的都是江浙籍的名媛，比如宋氏三姐妹是海南的，朱五小姐（朱湄筠）祖籍是贵阳，之后成长活动也未在江南一带，但是假如我们列举所谓的民国十大名媛之后，蝴蝶、张爱玲、阮玲玉、孟小冬出生于上海，潘玉良为江苏扬州人，王映霞在杭州，十有八九皆在江浙沪，如此之高的占比，难道会是巧合么？

显然并不是完全都是如此。当然也有人把会原因归结到经济上面，沿海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早于内陆的通商口岸，加上十里洋场的上海滩，这些都是令其独步民国名媛界的原因。可当时的长三角一带之于整个民国来说，经济占比完全没有如今龙头大佬的位置，政治和文化中心显然也并不是这块地区，北京依旧以其都城之姿傲视天下。上有长子东三省，西北有着门户天府国，下有得天独厚的粤澳广，如果从经济文化上去比较的话，说服力其实并不强。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其实这里另外一个理由更加有说服力，那就是江浙地区原远早于其他省份的明清“女子结社”和“女子开放思潮”运动。

女子结社，既“女子诗社”。是明清两朝于江浙等地所盛行的一场风俗传统。在明朝文学家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中便有“香奁”一列，专录“扫眉才子”共一百二十余人。扫眉才子既唐代著名的女诗人薛涛，这里被泛指为有才情的女诗人。在那个尚旧以“女子无才便是德”为主要思潮，女性教育程度明显低于男性的旧社会里，江浙一带涌现如此之多的“女子才人”，无一不表示着该地区的女性先进意识要远远的高于其他区域。比如我们所熟知的“秦淮八艳”，以钱塘顾之琼为首结成诗社的前“焦园五子”和后“焦园七子”等（中国第一个女性组织的文学团体），都是那时代所划过的惊鸿，也悄然的打开了中华女性文化风潮的先河。

而清朝的江浙之地所沿袭明末的文人结社传统，更将是已经萌芽的“女子结社”发扬光大，比如众所周知的《红楼梦》中便已经有了“探春结社”的情节，它所代表的是清朝我国上层社会的女性已经开始攀比男士文人，女士阶层正在脱离中国传统中女人的形象。在清朝小说家徐震的笔下更有了《女才子书》等描述女性才人的通俗小说，而在其《照世杯》中同样有着描绘女子争相结香兰诗社的盛况。可见至清康熙年间，不断涌现于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意识觉醒”已经是当时整个社会现实写照，只是如前文推测无二，女子结社最盛便在江浙两地，《红楼梦》所描绘是以南京江宁为蓝本，俆震作为浙江嘉兴人，其香兰诗社主要成员也是江浙两地女子。

其中最有力可证明末清初江浙两地女子才学涵养，以及其慕才思想领先于中国的便是谭正璧的《中国女性文学史话》，其中以散曲天下知的吴绡、顾贞立、孙云凤；诗词画艺冠绝的马守真、吴藻、林以宁等均为江浙人士，可以说江浙两地的女子才人人数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

除了才情之外，她们已经不再单单只满足于自身素养的提高，随着思潮的不断进步，其中相当一部分江浙才女才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从个人上升至国家的高度，以巾帼不让须眉之姿开始活跃于中国历史上。比如明末钱塘才女顾若璞就常与子媳坐论国家大事（对前文所提焦园诗社的促成亦有贡献）、著就《明三十家诗选》的钱塘才女汪端（第一本女性评诗诗选），到了近代，更有中国女权运动第一人以及倡导者吕碧城、鉴湖女侠秋瑾、张爱玲小说《色戒》中王佳芝的原型郑苹如等，皆生活与江南一代。她们或是纵谈历史时政、横刀立马、也能文墨诗曲、心怀天下，所表现的是完全不让于男士的风范，也体现了江浙等地首开重视女子教育，女性文化的先导地位。

从明末到清，清末至民国，这股风潮并没有因为国家的动荡和社会不安倒退，反而激起更多江浙女子的个人思想升华，从简单的只是“诗家结社”，“闺阁论诗”到“家国天下”。随之而来的自然便是名媛辈出，在那个时代撑起了女性在上层社会中的主流地位，所以也就不奇怪为何民国的名媛江浙可以占据大半个席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