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口的都是些什么人

“走西口”的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时生洁”的，另一类是“做买卖”的。讨生活的后来大多移居蒙地成为农民。（当然其中也有做了买卖的）。做买卖的就成了当地人称之的“旅蒙商”，而在旅蒙商中异军突起的就数“晋商”了。所谓讨生活就是在蒙地务农打工或挖甘草创苁蓉。蒙人善牧而不善耕，蒙地多少肥沃的可耕地被闲置。清一统中国后，历史上所谓的＂边境”地带得以较长时间的安宁和稳定，山西人去“ロ外”讨生活的与日俱增。

起初清政府和蒙古贵族不允许汉人在蒙地长期居留，这些打工仔只能春去冬归，人称“雁行”。随着时间的流移，统治者意识到这些“走西口”的汉人对开发和稳定蒙地的经济发展有诸多益处，认为对这种逐年扩大的“打工潮”堵不如疏，禁不如管，因而才数度开放蒙禁，将这些流人蒙地的山西人（当然也包括其他内地人）实行编籍入户。这样大量走西口讨生活的山西人就在蒙地拖家带口扎根久居了。

太原、晋中一带的山西人“走西口”，打工务农的不多，拖家带口者甚少，大都是冲着经商做买卖去的。所以直至现在，晋北人称“走西口”为“讨生活”，晋中人则称“做买卖”。尔后在蒙地雄起的晋商中，成为大财东的当数晋中、太原人。当然落户蒙地的讨生活者成为晋商大户的也大有人在。由此看来，由于山西中部贫瘠甚于南部，促使中部商人有更大的冒险和吃苦精神，在电边的地域选择上去的更远，以在塞外经商者居多，他们其中有不少是随军贸易之人，“其筑城驻兵处，则建塞集货，行营进剿，时亦尾随前进，虽锋刃旁舞，人马沸腾之际，末肯裹足，轻生重利其情乎。“（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中册，五章，纳兰常安：（行国风土记》）

大盛魁商号是清代山西入开办的对蒙贸易的最大商号，极盛时有员工六七千人，商队路驼近二万头，活动地区包括喀尔略四大部、科布多、鸟里雅苏台、库伦（今乌兰巴托）、恰克图、内家古各盟旗、新乌鲁木齐、库车、伊型和俄国西伯利亚、英科等地，其资本十分雄厚，声称其资产可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铺一条从库伦到北京的道路。康熙时，清政府在平定准尔部噶尔丹的叛乱中，由于军队深入漠北，“其地不毛，间或无水，至瀚海等砂碛地方，运粮尤苦”，遂准商人随军贸易。在随军贸易的商人中，有三个肩挑小贩，即山西太谷县的王相卿和祁县的史大学、张杰。

他们三人虽然资本少，业务不大，但买卖公道，服务周到，生意十分兴隆。清兵击溃噶尔丹军后，主力部队移驻大青山，部队供应由山西右玉杀虎口往过运送，他三人便在杀虎口开了个商号，称吉盛堂，康熙末年改名为大盛魁，这就是大盛魁商号的创始经过。

今天声名赫赫的晋商大族，当初走西口时，大多还是一些小商小贩，像曹家的祖先，是推着独轮车卖砂锅的；常家的祖先，在张家口摆推卖布；而乔家的祖先乔贵发，刚到蒙古草原时，甚至连小贩都算不上，他靠卖苦力，给別人拉骆驼为生。一方水土，不足以养活一方人时，山西人就只能走出去。那首叫《走西口》的民歌，开始在山西的村头、路边响起来。它的歌词其实是妻子送别丈夫，少女告別情郎时说的一些家常话。因为分別之后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见面，所以叮嘱的就多一些，琐碎一些，生怕有什么自己想不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