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一贵是谁？他为何被康熙帝凌迟一千多刀？

朱一贵，男（1690年－1722年）。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随移民潮移民台湾，是清代自称亡明宗室起兵反清第一人，后失败被俘遇害，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贵州舒光富起义后，追尊朱一贵为大明德宗兴天广道肃烈宣猷继文桓武景仁庄孝义皇帝。

人物生平

朱一贵，（1690年－1722年）原名朱祖，台湾府凤山县人，祖籍福建省漳州长泰县，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随移民潮移民台湾，年轻时曾任衙役，后为佣工、种田为生，在鸭母寮（今高雄县内门乡光兴村）以养鸭为业，为人豪爽好客，有“小孟尝”、“鸭母王”之称。长泰县马洋生态旅游区旺亭村亭下社人。康熙五十二年（一七一三）渡台，居凤山罗汉内门（今高雄县内门乡）。朱一贵侠义好客，豪放健谈。每有客至，他就宰鸭煮酒，述及国事政情，或高谈阔论，或悲伤感叹。

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台湾知府王珍横征暴敛，向百姓无休止摊派各种苛捐杂税，怨声四起。台湾地震，引起海水泛涨，民间谢神唱戏，王珍以"无故拜把"为由，监禁四十余人。民众人山砍竹，王珍以"违禁"为由，抓二百多人，交了钱就放人，不交钱打四十板，驱逐过海，撵回原籍。民间耕牛、糖铺，交钱方许使用。"地方官种种骚扰，百姓受不过。"

人物事件

反清复明运动

康熙六十年（1721年），凤山县知县出缺，暂由知府王珍兼理，王珍把知县职务交由他儿子管理，但王珍的儿子利用职权横征暴敛，引起普遍不满。众人遂推朱一贵为盟主，发动革命，下淡水溪槟榔林的客家人杜君英响应革命，合作攻取台湾府城（今台南市）；响应者有许多是明郑时期将校武官，攻下台湾府城后，朱一贵承袭明朝的制度，国号大明，年号永和，且废除满族剃发令，将旗装脱下、长辫剪断，恢复明朝时的服装及传统汉人的发式。

朱一贵占领府城后旋即称王，名曰中兴王(民间俗称鸭母王)，但后来因闽粤内哄分裂，导致其近二个月即遭清军扑灭，清军亦借此事彻底扫荡拔除南明残余军队；由此可知，当时即便没有朱一贵在台湾反清，也会有其他人反清：因为朱一贵事件接近可识为是清朝暗中怂恿制造，朱一贵是不自知被利用当“引蛇（南明残军）出洞”工具。

台南州城隍绥靖侯

朱一贵虽为草莽英雄，但识见、气宇亦有过人之处，被捕时面对平乱之福建水师提督施世骠（收台居鹿港施琅之子，施公案施世纶之弟），犹昂然自立，自称孤家，后被解送北京凌迟一千多刀处死。

民间传说朱一贵死后被玉皇大帝封为“台南州城隍绥靖侯”，在台南市小南门城隍庙被祀为主神。据说朱一贵养鸭于鸭母寮，于今高雄县内门乡光兴村内。鸭母寮兴安宫供奉朱一贵神位，兴安宫在庙前水池中增置朱一贵赶鸭子的塑像。

史籍记载

朱一贵对清朝官吏的压迫剥削早怀不满。三月十五日，他与友人黄殿、颜子京、李勇、吴外等十六人聚会拜把，决定武装起义。四月十九日，黄殿、李勇等五十二人结盟拜把，推举朱一贵为盟主。起义的旗帜上写"大元帅朱"、"大明重兴"、"清天夺国"等字样，以示"反清复明"、"光复故国"。百姓早就对台湾官吏文婪武嬉，政乱刑繁责恨不已，谋反思变。起义军很快就聚结了一千多人，当夜攻占冈山清兵营汛，缴获鸟枪、藤牌十数件。接着又攻占新园汛、南路营、诸罗山、埤头汛、滨榔林汛、下淡水汛等营汛，夺取了武器。

起义军队伍迅速壮大，到四月下旬有二万多人，五月上旬又有数万人投奔起义军。到最高峰时，参加起义人数达三十万人。起义队伍浩浩荡荡，先后攻占了凤山县、台湾府、诸罗县。五月初攻打府治（今台南市），义军大获全胜。清把总杨泰响应义军号召，刺杀总兵欧阳凯。清军守备胡忠义、千总蒋子龙、把总林彦、石琳被击毙。台厦巡道梁文渲、知府王珍、同知王礼及县丞、知县、典史等大小官员败逃澎湖。起义军控制了整个台湾，"全台俱陷"。清朝当局陷于被动局面。

起义过程中，朱一贵所部纪律比较严明，每到一地，安民告示，严禁杀掠。“行令颇严、掠民财物者，闻辄杀之”。起义胜利后，各路义军推朱一贵为"中兴王"，建元"永和"，以袭明制，并祭天地列祖列宗及延平郡王郑成功。同时大封诸将四十余人﹔发布文舍，号令天下。台湾事变的消息传到清廷，闽浙总督满保兼程赶赴厦门，调南澳总兵蓝廷珍出师讨伐。水师提督施世骠也速奔澎湖。当清军调兵遣将之时，朱一贵起义军内，土豪出身的杜君英、杜会三父子因图谋王位不成而作乱，背叛义军并率部下几万人出走，义军力量因此削弱。

六月十六日，清军在鹿耳门登岸，义军与清军激战。二十一日，台湾府城被清军攻破。义军准备退守诸罗，又遭蓝廷珍伏兵袭击。朱一贵率部退驻下前，再退沟尾庄。七月初六，朱一贵因叛徒杨旭、杨雄出卖，被清军所获。十二月十八日，朱一贵和其它义军首领一起，在北京就义。朱一贵被俘后，义军或散或逃或继续抗清，直到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台湾才复归平静。杜君英、杜会父子等几人投降清军，最终也被清军所杀。朱一贵起义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导致起义的主要原因是台湾地方官员对民众的压迫剥削。康熙皇帝在"上谕"中也承认："台湾地方官平日只知肥己，刻剥小民，激变人心，聚众叛逆。"这说明清初封建官府和广大人民的矛盾已发展到十分尖锐的地步，所以朱一贵揭竿而起，能够一呼百应。这场由农民阶级组织领导的、体现广大农民愿望的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了，它对后来蓝廷珍、蓝鼎元提出一系列治理和开拓台湾，促进台湾社会安定和发展的措施，却起了不可小视的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