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尊儒尚佛重道冲突吗？

雍正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皇帝。他不仅崇尚佛教，而且重视道教。

雍正自号破尘居士，又称脚明居士，表示他身不出家，却在家修行。十一年（1733年）在宫中举行法会，召集全国有学行的僧人参加，凡予会者以为荣耀。其中俗家八人，和尚五人，道士一个。

雍正把和尚、野僧、释主念不离口，可见他当皇帝也没有忘掉谈佛。雍正还广泛地利用道家，谋求储位时相信武夷山道士的箅命，可见其对道家的态度。

他在当皇子时也和道士结交，了解老氏之学，在他的《藩邸集》中，收录《_羽士》（二首）、 《群仙册》（十八首），记录了他对道家的认识和要求。作为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儒佛道三学有许多共同的东西，雍正抓住它们，参以己意，给予说明。

他讲三教有共同的目的，即教育百姓如何作人：“三教之觉民于海内也，理同出于一原，道并行而不悖。”比如劝人为善弃恶，儒家用五常百行之说，“诱掖奖劝”，佛家的五戒十善，也是“导人于善”。他说：“劝善者，治天下之要道也。”儒佛都劝善，共同起着“致君泽民”的作用。

释老矛盾重重，雍正以帝王之力大搞调和。他说“性命无二途，仙佛无二道"，强把佛道捏合在一起。

他收佛门弟子，却接受了妙应真人娄近垣；他编选佛家的语录，把道家紫阳真人张伯端的著述选了进去；他给沙门赐封号，也赠张伯端为“大滋圆通禅仙紫阳真人”。他认为张伯端的《悟真篇》，尽管是道家的著作，在佛学中也是最上乘的。

儒家思想历来处于神圣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雍正尊儒，又把儒佛道拉在一起，是以儒助佛，抬高佛教的地位，为自己信佛辩解。他把道家的著作归入佛家典籍，虽使佛经驳杂了，但含有扬佛的意思。

所以雍正揉合儒佛道三家，要旨在于提倡佛教。当然，揉合了三教，更可以全面利用它们，充分发挥它们各自的御用工具的作用。

雍正一生与佛老结下了不解之缘，以万乘之尊而自称“居士”；在日理万机中，自撰佛学语录，编选和刊刻释氏经典；大开法会，广收门徒；大力干预梵宫内部事务，兴修庙宇，任命住持，表彰高僧，摈斥外道；对朝中出现的奉佛与反佛的摩擦，虽有所顾忌，仍坚持信佛。

为什么他在讥笑和反对之中还要扬佛呢？自然有着社会的和个人的原因。

第一，是强化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统治的需要。雍正深知佛教对于稳定封建秩序的作用。他讲佛家劝人为善，要被压迫的受苦受难的群众，相信今生的不幸是前生作孽的报应，既然如此，只好甘心忍受，以求来生的幸福。

雍正欣赏的是佛教中的禅宗，而禅宗是把佛性灌输到人的内心，给人的心灵套上枷锁，使俗人也变成了僧侣。一句话，佛教要人做逆来顺受的良民，极其有利于封建秩序的稳定。

孔孟之道作为官方哲学，是统治人民思想的工具，雍正极力利用它，又给佛学以较高地位，用来辅助儒学，这样就加强了对臣民的思想统治。

第二，用释徒为谋主必然提高佛教的地位。雍正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利用僧衲密参帷幄，使他们起到高级助手作用。因之，也要受他们的一些影响，反映他们的一定愿望，给他们应有的社会地位。所以他的修兰若，赐法号，也是使用比丘而采取的必要的奖励手段。

第三，是统治蒙古人的需要。用喇嘛教联系、控制蒙古人，这是清朝满族统治者的传统政策， 雍正也在自觉地使用它，此点已无需细说。

雍正崇佛，是利用佛教为他的统治服务，他不是佞佛，不是让沙门利用他。他左右佛堂，而不允许佛教驾驭他。

雍正用僧人作高参，但给他们一个活动范围，不许逾越，否则惩治，他把僧侣玩弄于股掌之中，所以虽崇佛，而没有桑门乱政的事情。

总之，雍正身为天子，是俗民的最高统治者；又以佛教宗旨的权威解释人自居，大量干预佛教事务，有类于精神教主。他身兼俗王与法王的地位，使他的统治成为政权与神权的高度结合物。

当然，此前的君主也拥有神权，也有利用佛教、道教的，但雍正利用得更自觉、更广泛，且不受宗教的支配，因而有其显著特点。

他这样使人神高度结合起来，强化了清朝政府对人民的统治，也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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