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思宗朱由检：无亡国之失而有亡国之祸的崇祯帝

朱由检因父亲明光宗是皇祖父明神宗所厌的太子，母亲又是太子所薄的婢妾，幼年并不幸福。五岁时，其母刘氏得罪，被其父下令杖杀，朱由检交由庶母西李抚养。数年后西李生了女儿，照管不过来，改由另一庶母东李抚养至成人。于公元1622年被哥哥朱由校册封为信王。

熹宗于公元1627年8月（天启七年）死后，由于没有子嗣，他受遗命于同月丁巳日继承皇位，时年十八岁。第二年改年号为“崇祯”。朱由检即位后，勤于政务。崇祯十五年（1642年）七月初九，因“偶感微恙”而临时传免早朝，竟遭辅臣的批评，崇祯帝连忙自我检讨。曾一度使明室有了中兴的可能。

 崇祯是一个勤政的皇帝，据史书记载，他二十多岁头发已白，眼长鱼尾纹，可以说是宵衣旰食，夕惕朝乾。史志称其“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中从无宴乐之事”。

崇祯执政时期，对于后金，群臣分为主战、主和两派。崇祯在用人方面，起用了主战派袁崇焕。文官集团使得军中之将只重出身门第，几次大规模对后金的军事活动均遭惨败，削弱了明朝的军事力量，最终无力镇压农民军起义，间接加速了明朝灭亡。

曾经强盛的明帝国已经风雨飘摇，两党分庭对抗，却难寻能用之人，也确实难寻可用之人。崇祯即位之初在文官集团的帮助下诛灭魏忠贤阉党，却间接推动了文官集团的权利膨胀。

崇祯与臣子的关系或可说是历史上最为尴尬诡异的时期－－相互仇视，相互依存、相互利用。崇祯在位的十七年，除了镇压农民军以及抵抗后金外，将更多的心力用于削弱文官集团的势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尽管崇祯志向远大、励精图治、宵衣旰食、事必亲躬，但他既无治国之谋，又无任人之术，加上他严苛、猜忌、多疑，对大臣动辄怒斥、问罪、砍头、凌迟，其残忍和冷酷与魏忠贤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不相信文武百官，崇祯还频繁地调整官吏，17年间他竟然换了17个刑部尚书和50个内阁大学士。造成国家人才匮乏，有心报国的志士既不肯也不敢请缨效命。无奈之下，崇祯只好培植私人势力，重新起用大批更加腐朽无能的太监，最终导致“十万太监亡大明”的历史悲剧。与此同时，朱由检虽屡下罪己诏，然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民不聊生，而明末的众多农民起义也正是其贪财苛政最严重的后果。此外，在辽东战局屡败之时，不纳周皇后迁都之谏而丧失了最后的机会；而从南明诸政权观之，朱明皇室在满清的背景下号召力依旧不容小觑。故而，朱由检尽管勤政，却错误百出，不仅不可能中兴明帝国，其亡国也几乎是必然。

明思宗是一个被普遍同情的皇帝，李自成《登极诏》也说“君非甚暗（崇祯皇帝不算太糟），孤立而炀灶恒多（即便他被孤立，却颇能为人民国家做出许多打击贪官污吏好事）；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朱由检的性格相当复杂，在除魏忠贤时，崇祯表现得极为机智，《明史》说他：“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由于较之前任的神宗、熹宗，甚至明朝中后期的多数皇帝，思宗治国救国的责任感与雄心强上许多，故史家对于思宗普遍抱有同情，以为崇祯帝的一生实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

由于连年的灾荒，农民造反野火般的焚烧整个华夏大地，后金不断侵扰的边疆，导致军费不断激增，而税收却无法跟上，这一切的结果导致崇祯年间加税不断，民间称呼他为“重征”以代替“崇祯”。

虽然明思宗期盼着明朝能在他手中迎来“中兴”，无奈前几朝的积重难返，当时天下饥馑，疫疾大起，各地民变不断爆发，北方皇太极又不断进攻，加上明思宗求治心切，生性多疑，刚愎自用，因此在朝政中屡铸大错：前期铲除专权宦官，后期又重用宦官；在众大臣的吹捧下，崇祯高估了袁崇焕，误信了袁崇焕“五年复辽”的大话，以倾国之力打造了一条宁锦防线，结果后金从蒙古绕了过来，明王朝面临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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