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借土匪侵略中国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日本对中国的战略达到一个转折点。该事变本身就充分体现了早已由日本军方确定的基本行动模式。最初，由一伙手舞战刀的大陆浪人，奉命假扮成反日奸细进攻日军营房，当地的土匪则被唆使在周围的乡村兴风作浪。这便使当地的日本驻军能够出动镇压骚乱。随后，日军就全部占领了东北。一旦日军最终取得了它一直觊觎的对东北的全部支配权，它便立刻出动，清除在东北迄今为止一直愿意利用和扶植的土匪势力。

在各种历史事件中，日本人领导的土匪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32年日本劫持被废黜的清末皇帝溥仪，为他登基当“满洲国”皇帝作准备的行动，松本领导的强大的匪帮被用来担任掩护。后来侵入中国北部热河省的先头部队也是由一位以前受到伊达指教的土匪首领指挥的。不足为奇，在这个时候——在日本称霸的早期的更富于浪漫色彩的年代，过去建立一个所谓独立的“满蒙”的企图也重新被煽起。但与此同时，那些主要的发起者诸如川岛芳子，发现唯一能征募的队伍只有土匪。

然而，即使是带枪的“大陆浪人”或像川岛芳子那样富有感召力的阴谋家也无法将东北所有的土匪都归到帝国的旗帜下。那些发现日本人的控制过于残暴的土匪，不论是否得到中国官方的认可，也开始在日本人的区域到处搞破坏活动。这些早期的抵抗活动播下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种子，这支部队最初的领导包括了几乎以前全部的土匪首领。

日本人希望通过其管辖，彻底消灭土匪的想法令人信服地被1932年9月一次著名的绑架事件给粉碎了。这次事件的受害者之一是一位住在东北南部地区通商口岸营口(牛庄)的英国医生(有人说他是间谍)的18岁的女儿廷可·波利。搞这次绑架活动的匪帮要求日本人交纳100万元赎金，外加枪支弹药，接着又提出，如果“日本鬼子”在一周内撤出东北，将无条件地释放人质。对此，日本国内右翼集团一片沸沸扬扬，认为这有辱于国家的尊严，日本政府则被吓坏了，当时它正打算向联合国递交要求承认所谓的“满洲国”的提案。最后，关东军司令部求助于在东北唯一能对释放人质施加影响的人物，这个人就是小日向白朗，该人化名尚旭东和小白龙，是一个长期待在中国的大陆浪人。小日向白朗的情况与其他日本浪人的情况相当不同。通过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他设法成为东北南部地区所有土匪首领中最有势力的一个，当地的匪帮和他们保护的村庄都很尊敬他。尽管他同时与日本军方保持着联系，甚至与最早奉行法西斯主义的右翼集团也有关系，但是关东军为建立日本的统治而采取的毒辣手段也使他非常害怕。因此，在发生“波利事件”的时候，他已经秘密地完全控制了“东北抗日义勇军”。作为确保释放英国人质的交换条件，他坚决要求关东军停止对抵抗运动的镇压并得到关东军的同意。然后他显示了土匪首领能够对他们的部下所行使的权力，他实际上说服了义勇军停止抵抗活动以免导致日本人采取更加残暴的行动。 之后，他进入土匪营地，将人质毛发未损地带了出来。

这笔交易的下一半更令人奇怪。在1933年的春天，一次完全可以被称为“马贼大迁移”的行动开始了。在最高首领尚旭东的保证下，势力强大的匪帮首领和前抗日义勇军的军官率领他们达7万之众的部下及其家属浩浩荡荡地穿过长城以南地区到达北京，在那里，小日向白朗已经为他们安排了住宿和工作(事实上有些人在他们的新地区又干起了强盗的勾当)。就这样通过将土匪迁至中国管辖区，日本的土匪问题至少在小日向白朗权力所及的地区被解决了——很难说是独到的解决方法，但在短时间内却很有效。 然而在该权力达不到的地方，比如在更北部的吉林、在朝鲜边界、在中东铁路的周围地区，抵抗性的盗匪活动依然烦扰着日本人。直至全面的抗日战争爆发。

只要关东军需要借口证明它不断地侵犯中国领土是正确的，土匪就有继续存在的价值。 例如，1933年后日本一步一步地向长城以南推进就是由匪帮打头阵的，他们受到怂恿制造麻烦和为日本人干涉中国事务提供借口(据说至少有一次是由一个女首领指挥的)。 1935年，刘桂棠(刘黑七)和其他由关东军撑腰的以前当过土匪的军人组成了一支名称冠冕堂皇的军队“东亚联合自治军”，其使命与上述匪帮类似。在整个华北以及其他地方，主要是那些像孙殿英和庞炳勋那样以前当过土匪的军人，开始将他们的命运与日本人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变成中国抗日运动的凶恶的敌人。 但是，随着1937年7月日本对中国的全面入侵，对这样一些盟友的需求实际上已经过时。

尽管由全面开战造成的混乱局面使得土匪比以往更渴望找到生存下去所需要的强大的保护人，可是他们的不可靠和不正规的战略战术对具有强烈的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和急欲尽可能迅速扩大对中国占领的日本军队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和以前的军阀一样，日本人也由于“兵匪不分”的问题的存在而遇到很大的困难。他们发现那些土匪出身的人只有当命令中他们意时才肯服从，因此，镇压土匪成为占领过程中一个持久不变的课题。

在1938年的秋天，由小日向白朗带到华北地区的马贼遭到残酷的镇压。松本要之助作为一名土匪首领遭到逮捕，并被转送到军方，随后便销声匿迹了。伊达顺之助则比较成功，他利用与军队的联系将自己转移到山东，在那里他以“山东省自治联军”总司令的身份出现，任务是使当地的中国人屈服。他和其他老牌浪人同曾在伪“满洲国”军队里待过的前土匪首领一起征募当地的土匪和已经蜕化变质的红枪会战士。联军的总兵力达到上万人之众。这些人马，加上当地统治者刘桂棠的支持，使得他能够占领省会城市济南并在那里建立起他的司令部。然而，他在山东为“王”的时间是短暂的，1940年，他的部队奉日军的命令解散。

随着1945年日本的垮台，与中国土匪之间漫长的关系史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