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贤令》的作品鉴赏和影响

文学鉴赏

这虽然也是一篇政策性极强的文章，但由于曹操求贤心切，字里行间，交织着深沉的感情，文辞恳切，语言淳朴率直。

文章开头从大处着眼，纵谈自古以来，“受命及中兴之君"成功之道莫不都是得力于“贤人君子"的“共治”。但因“上之人"往往不善于识别贤才，以致“贤人君子”有时就在附近，也没有发现。这就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要得贤，首先必须识贤。

文章第二段从泛泛而谈转入有针对性的议论，并提出“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为了阐明提出这个方针的思想依据，他先原文照引了孔夫子的一段话，用孟公绰宜做什么什么和不宜做什么，来说明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道理。

接着又列举了三桩历史事实来证明“唯才是举”方针的正确性：齐桓公善于用人，成了春秋第一霸主，周文王赏识姜尚，完成了灭纣兴周大事业，陈平得魏无知推荐，为刘邦干出一番大事。在这个层次中，笔墨经济而传神。对于历史人物、事件，因为是人所共知的事，所以并不作细微末节的阐述。而只是择其大端，要言不烦的勾勒点染，并有机地融进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这简要的文字中，随着感情的起伏，句式也错综变化。

对孟公绰优缺点的评论，虽只是孔子的推测，但反映的却是用人政策的重大基本原则：扬长避短。所以引用了原文，显得严肃庄重。齐桓公是曹操所钦佩的，所以用了感叹句。而感叹之中又略含不需回答的反问口气，好像在自省，显得坚定有力，是作者内心激情的迸发。垂钓渭滨的姜尚，未遇魏无知的陈平，则是作者所要索求的人物，所以用了虚拟句，显得婉转、谦虚，富于情味，是作者内心激情的含蓄流露。

文章第三段以“吾得而用之”结语，点出举贤的目的，照应开头，开国中兴的雄心异志跃然纸上。“用世"的目的，对怀才不遇之士更具吸引力。

这篇令文，没有官方那种庸俗的气息。全文写的洒脱清峻，不加雕彩，说事言理，明自如话，于细细评说、反诘疑问中隐含着作者对贤才的一片诚挚渴求之心。文章虽短，但事理完备。这篇令文虽不注重辞采藻饰，读来却饶有风味，因为这篇文章用词形象贴切，比喻生动恰当。

如运用姜尚、陈平事，没有更多地铺叙，而是以事出论，巧妙地将历史事实与人才标准统一起来，借史证己，以己说史。这种写法，既增强了令文的说服力，又使应用文字平添了一种文学意味；既容易使臣僚从历史中来体悟现实，又使自己提出的求贤标准有坚实的历史基础，可谓小中有大，实中有虚。

名家点评

张溥：“帝王之家，文章瑰玮，前有曹魏，后有萧梁，然曹氏称最矣！”（《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魏武帝集》）

杨钧：“湘绮（王阎运）教人作文，必学范书（后汉书）及曹操文。曹文无长篇，篇数尤少，如何可学，余甚疑之。后乃知其短篇，皆具长篇气力，不骈不散，有子长（司马迁）之遗则。盖孟德诗文，皆有过人之处，其气概之雄伟，乃得之天生。犹之阮嗣宗，诗文皆御风而行，不许他人拟议也。”（陈登原《国史旧闻》引）

郭预衡：“像这样的政令文章，在战国以后，经过两汉几百年间，都不曾有过，两汉帝王也曾多次下过求贤的诏令，其中所说大都是先德而后才，没有讲‘唯才是举’的。更没有讲‘不忠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便‘勿有所遗’的。

曹操为什么这样说呢？一方面当时确实急需人才，迫不及待，用人不能求全责备；另一方面，东汉以来社会上所谓‘孝廉’、所谓‘‘仁孝’，早已是空；行其名，要用人才，必须打破传统，‘唯才是举’。不过曹操的‘唯才是举’主要是指那些为我所用之才；如果不为我用，即使是人才也未必举的。”（《中国散文史》）

后世影响

曹操的《求贤令》代表了对东汉士风强烈的反动——道德无用，唯才是举。这种弃德唯才的政治风格，以当时的时代背景看来，有一定的合理性。

曹操这种弃德唯才的用人导向，并不合理，不免被批评为奸雄作风，可能是曹操为其自身出身卑微作的抗议，但在错误中仍有其悲凉、有其可取之处——毕竟从政是造福百姓的事业，没有才能空谈道德是不行的；然而亦毕竟偏激，完全不要道德，造成魏晋南北朝长期的篡乱、烧杀。光凭才干，也不是能解决时代大问题，故德才兼备才是合理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