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后曹汝霖怎么样了

　　巴黎和会的会期比较长。从1919年1月18日一直持续到6月28日。6月28日这天是签约日期，各战胜国的代表在巴黎近郊著名的凡尔赛宫镜厅签订了《凡尔赛和约》。但是，鉴于当时中国的国内舆论，中国代表拒绝在《凡尔赛合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爆发时，曹汝霖42岁。

　　背负着“卖国贼”名号，此后的曹汝霖没有再担任过要职。不惑之年的他，把精力转向了慈善活动。

　　每年冬天，曹家都会向拉洋车的车夫施舍100套棉衣，让这些衣不蔽体的车夫们有保暖的冬衣。为了让每一件棉衣都能实实在在地发到需要的人手里，避免棉衣被人冒领，曹家每次都由家里当差的抱着几套棉衣出门，看见街上有衣不蔽体的车夫，便雇他的车，拉到僻静的小胡同，叫车停下来，施舍给车夫一套，然后再去物色下一个施舍对象。

　　在曹汝霖的慈善活动中，设施棉衣还是小事。他曾发起筹建了中央医院。当时，由曹汝霖牵头，20多人出资，在阜城门内白塔寺沟沿建了一所医院，取名中央医院。

　　这所医院属于慈善性质，穷人来看病，一概不收医疗费。医院的院长一直由曹汝霖担任，经费也都由他筹措。曹汝霖主持中央医院达十余年。日军侵占华北后，曾想强占这家医院。曹汝霖去找日军交涉说：“这家医院原来是私人经营的，而且是慈善性质。”

　　日军接管了协和等医院后，一些名医如钟惠澜、周华康等不愿为侵略者卖命，纷纷被中央医院网罗过来。

　　日军知道曹汝霖的影响力，便极力网络他。日军在筹组华北伪政权时，请他出来主持，但是，他坚决不为日本人做事，并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后来，王克敏曾给他挂上“最高顾问”的虚衔，王揖唐出任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时，又给曹汝霖挂了个“咨询委员”的空衔。但是，曹汝霖对这些职务根本不“感冒”，他从没到职视事，也从没参与汉奸卖国活动。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保全了自己的晚节。

　　曹汝霖晚年在忆及五四运动时说：“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

　　抗战胜利后，曹汝霖辞去中央医院院长职务，并请钟惠澜继任，他对钟惠澜说：“我本是个外行，维持了十几年，虽然没有成绩，但幸而没有大过。日本人在这里，我不能不顶着名字应付应付。现在日本人走了，还是你们几位专家多负些责任吧。”

　　1949年后，中央医院被接管，更名为人民医院。

　　1950年，曹汝霖从台湾迁居日本。1957年到美国定居，于1966年8月4日逝世于美国底特律，终年8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