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太监制度的确立与衰败

清代，虽在努尔哈赤时期已出现了宫阉人员，但真正完整确立起太监制度，那还是在入关以后。清朝统治者在进入明朝宫室的同时，也接收了一批旧明太监，隶属于内务府的管辖之下。

顺治十年六月，又设立了司礼监等十三衙门，但鉴于前朝宦官干政的教训，故而同时严申：“各衙门官员虽有高下，凡系内员，非奉差遣，不许擅出皇城，不许结交外人。”顺治十二年六月，又命工部铸立十三衙门铁牌，这道铁牌，便成为有清一代禁止宦官干政的家法了。

尽管如此，十三衙门的恢复，毕竟标志着宦官势力的抬头，就在顺治下令设置十三衙门的同时，内务府便遭裁撤，原被驱逐出宫的旧明太监，都被陆续收入宫中，据说达数千人之多。直到康熙即位，才有重新恢复旧制，下令罢斥了十三衙门，重新恢复内务府，不久又确立了宫内太监受辖于内务府的制度。

此外，康熙还在宫室殿堂有关机构，以及景山、西苑、雍和宫、西郊各园苑、热河行宫、帝后妃陵寝以及礼部、工部、太常寺等某些特殊部门，也都按制设置了人数不等的太监。

各头领太监都按制授予品级，雍正四年的规定：宫殿监督领侍正四品，宫殿正侍（即总管）从四品，宫殿副侍（即副总管）正五品。雍正八年又规定，太监官职授品一律不分正从，称四品、五品、六品等，升降亦以此作准。

根据清朝的定例，宗室王公，一品文武也准用太监，起初并无定额。后因“投充私宅者多，宫中使令不给，转向王公大臣取用”，从嘉庆四年（1799年）起才规定：亲王用七品首领一名，太监四十名；郡王用八品首领一名，太监三十名；贝勒用太监二十名；贝子十名；入八分公，一品以上文武大臣四名，公主额驸十名。实际上在清朝，一般文武多不使用太监。

清朝统治者鉴于前代宦官干政的教训，特颁布种种禁令。上述顺治帝铸立的铁牌，以及雍正帝时确认内官不得过四品，都是明例。康熙三十三年六月，康熙就刑部等衙门审拟太监钱文才殴死民人徐二一案发话道：“太监犯罪断不可宥。”又说：“朕闻明代诸君将本章批答委之，岂能免于难耶”。

乾隆三十九年，因太监高云从泄露朱批机密，乾隆特下谕：“我朝家法，太监只供使令，从不许干涉政务，至于外廷臣工，尤当禁绝往来”。此外又有“钦颁则例”七条，“宫殿监处分则例”十二条，“各处首领太监等处分则例”十六条，对有过失或犯罪太监，规定了种种制裁措施。

尽管如此，一些首领太监仍可利用接近皇帝的有利条件，从中弄权。像道光时有奏事太监曹进喜，因曾为乾隆“近侍”，“历事三朝”，“声闻日著于外”，以至于“外省督抚岁时皆有馈遗，间有王、贝勒甘为输服者”。

后来终因曹进喜呵斥部院官，为道光帝得知，被贬于端门内，永远不许外出。但从中亦可窥视曹进喜昔日势力之大。

到了同治、光绪之际，慈禧宠任太监，以致发生安德海违制出京，声称“奉旨差遣，置办龙衣”，在外招摇撞骗，结果被山东巡抚丁宝桢拿获，就地正法。后来，慈禧又信用储秀宫总管太监李莲英，把他引为心腹。

光绪十三年（1887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巡阅海口，慈禧竟派李莲英随同前往。御史朱一新上疏弹劾，慈禧借口查对不实，罢了朱一新的官。光绪二十年（1894年），慈禧又违背祖制加赏李莲英二品顶戴，以致李总管权倾内外，不可一世。

但是，得宠弄权的太监，在整个队伍中毕竟只是少数。绝大多数的太监，仍处于生活的底层。随时挨骂挨打不说，在经济待遇方面，每人所得，不过月费银六钱六分，后来减去零头，只按六钱折给制钱六百文。即使是总管太监，多数也不富裕。

有的太监无法再过非人生活，只好逃亡。根据记载，清朝太监定额为三千三百名。到了光绪十三年（1887年），实际只有一千六百九十三名，太监人数的不断锐减，除了反映清朝宫廷的没落，也与这种野蛮落后的制度愈来愈受到人们的唾弃有重要关系。